后黎朝
 越南历史系列条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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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时期（东山文化） | |||||||||||
| 传说时期（鸿庞氏、瓯貉） | |||||||||||
| 第一次北属时期 前207–40 | |||||||||||
| （秦、南越、西汉、新、东汉） | |||||||||||
| 东汉：征氏姐妹 40–43 | |||||||||||
| 第二次北属时期 43–544 | |||||||||||
| （东汉、吴、晋、宋、齐、梁） | |||||||||||
| 吴：赵妪 248 | |||||||||||
| 前李朝（万春国）544–602 | |||||||||||
| 第三次北属时期 602–905 | |||||||||||
| （隋、唐、武周、唐） | |||||||||||
| 唐：梅叔鸾、冯兴、杨清 | |||||||||||
| 越南自主时期 905–938 | |||||||||||
| （唐、后梁、南汉） | |||||||||||
| 静海军：曲家、杨廷艺、矫公羡 | |||||||||||
| 吴朝与十二使君时期 938–967 | |||||||||||
| 丁朝 968–980 | |||||||||||
| 前黎朝 980–1009 | |||||||||||
| 李朝 1009–1226 | |||||||||||
| 陈朝 1226–1400 | |||||||||||
| 胡朝 1400–1407 | |||||||||||
| 第四次北属时期 1407–1427 （明） | |||||||||||
| 明：后陈朝 1407–1413 | |||||||||||
| 后黎朝前期 1428–1527 | |||||||||||
| 莫朝 1527–1592 | |||||||||||
| 南北朝 1533–1592 |
莫朝 | 后黎朝 后期 | |||||||||
| 后黎朝后期 1533–1789 | |||||||||||
| 后黎朝后期 郑阮分治 1627–1672 1774–1775 |
郑主 1545–1787 |
阮主 （南进） 1558–1777 | |||||||||
| 西山朝 1778–1802 | |||||||||||
| 阮朝 1802–1945 | |||||||||||
| 法属时期 1884–1945 （北圻、中圻、南圻） | |||||||||||
| 法属印支：保护国阮朝 | |||||||||||
| 日属时期 1940–1945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 | |||||||||||
| 日属：保护国阮朝→越南帝国 1945 | |||||||||||
| 越盟 | 法属时期 1945–1954 | ||||||||||
| 法属印支：南圻国、山地国、越南临时中央政府 | |||||||||||
| 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5–1976 |
越南国 1949–1955 | ||||||||||
| 越南共和国 1955–1975 | |||||||||||
| 越南南方共和国1969–1976 | |||||||||||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6至今 | |||||||||||
 越南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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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黎朝（越南语：Nhà Hậu Lê／茹後黎），越南的一个朝代，由黎利于1428年（天庆三年；明宣德三年）创立，国号大越，又称黎朝[1][2]、皇黎等[3][4][5]。后黎朝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前期与占城对峙；到了后期，阮主和郑主分据南北对峙，后黎朝皇帝仅为郑主的傀儡。
部分越南的历史学者，先将1428年至1527年的前期称作黎初朝（越南语：Nhà Lê sơ／茹黎初），后将1533年至1789年的后期称作黎中兴朝（越南语：Nhà Lê trung hưng／茹黎中興），以示区别。
历史
[编辑]抗明建国
[编辑]黎利出生于越南陈朝清化省，其家族为当地豪族。1407年，中国明朝南下消灭越南胡朝，并吞越南，郡县其地，史称“大虞与明战争”。但在安南属明时期，中国官吏多横征暴敛[6][7]，苦役当地百姓[8]，使得越南反明冲突和民变不断[9][10]。
1418年（明永乐十六年），黎利在蓝山乡起义反明，自称“平定王”，史称蓝山起义。黎利听从黎只建议的“乂安险要，地大人众…今宜先取茶隆，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先占领越南中部地区，再于崒洞祝洞之战大败成山侯王通，占领东关城（今河内）。1427年（宣德二年），黎利在支棱昌江之战大败明军援兵，阵砍主将安远侯柳升、副将保定伯梁铭(一说病死)、参将都督崔聚、兵部尚书李庆等，又俘虏工部尚书黄福。黎利命阮廌撰《与王通书》，以“夫大厦将倾，非一木之所能支；长堤将溃，非杯土之所能障”，劝王通退兵，并告知王通明朝援军已经几路覆没的事实，威胁“倘若犹豫不决，吾之将士，疲于攻㦸，废其农桑，决意兼攻”[11]。王通最终被迫议和，领兵退回广西，黎利军最终在长达十年的抗明战争中获胜，使越南再次恢复独立。
明朝放弃直接管辖越南后，改封黎利于1426年所立之傀儡君主陈嵩为安南国王。黎利将明军驱逐之后，便对陈嵩不利，陈嵩死因众说纷纭，一说是遁逃时被朝廷所获，便饮毒药而死；一说是他“潜驾海船而卒”；一说是潜逃时被黎利令人追杀。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定都东京（今河内），并颁布《平吴大诰》。
黎初政局与谅山篡弑
[编辑]黎利在位之初，明朝不承认其地位，要求立陈朝后裔为安南国王。1431年，黎利表明遍寻不着陈朝宗室后裔之后（或将他们全部屠杀），明宣宗妥协，封黎利为“权署安南国事”[12][13]。黎利即位后，即大封追随他蓝山起义的功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
黎利建国后，朝廷内部陷入立储之争，分成长子黎思齐和幼子黎元龙两派。最初，黎利采取折衷的方式，下旨“若思齐方临朝听政，则元龙监国抚军，一遵赵宋故事”[14]，以黎思齐为国王，以黎元龙为皇太子[15]。后来，黎利病逝前还是把黎思齐废黜，降为郡王[16]，黎元龙被正式定为皇位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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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利死后，其子黎元龙（1433年9月5日至1442年9月7日在位）即位，是为黎太宗。当时黎太宗仅十岁，因此国事皆由黎察裁决。1438年，黎察因滥权而遭处决，黎思齐也遭到诬蔑杀害。黎太宗时期对国家礼制和科举多有完善，史称“典章文物，粲然大僃”，也是其统治时期后黎朝君主正式被明朝正名为“安南国王”[17]。黎元龙的皇后本为杨氏贲，原有一子黎宜民被封为皇太子。杨氏贲被废后，黎太宗改立黎邦基为皇太子，而黎宜民则被降为谅山王，埋下后来黎宜民发动兵变杀黎仁宗之因。黎太宗其人耽心酒色，1442年强迫侍奉阮荐的婢女阮氏路随驾伺候，不久黎元龙意外以虐疾暴毙，阮荐家族亦遭牵连。
黎元龙死后，由其子黎邦基（1442至1459年在位）即位，是为黎仁宗。黎仁宗与其父一样是年幼继位，因此由其母宣慈太后阮氏英摄政，国政则由阮氏英及大臣郑可（越南语：Trịnh Khả／鄭可?）把持。黎仁宗在位初期，越南内部相对和平繁荣，史称“十七年间天下太平，安居乐业”，同时后黎朝开始向占城扩张。大和九年(1451年)，宣慈太后阮氏英杀郑可，但1453年仁宗亲政时，便赦免了郑可的罪名，并给其家人官田。仁宗名义上亲政时只有十二岁，阮氏英仍掌大权。延宁六年(1459年)，谅山王黎宜民勾结都指挥黎得宁[18]，发动兵变进入皇宫，杀死仁宗，太后阮氏英为免被擒获或被叛军所杀，使一仆人将自己杀。
谅山王黎宜民为仁宗之兄，于1459年发动兵变杀仁宗，即位为皇帝。不久，大臣阮炽、丁列杀黎宜民，改立太宗四子黎思诚为帝。黎宜民在位仅243天。
圣宗与宪宗治世
[编辑]
黎思诚（1460至1497年在位）是一个深受儒教影响的人，黎仁宗年间被封为平原王，后改封为嘉王。勋臣们废立黎宜民后，便以“嘉王明睿雄略，非诸王比，人心咸属，天意可知”，拥立黎思诚为帝，是为黎圣宗。黎圣宗即位后，以中国宋朝理学为样本着手改变越南，改革了官制和行政区划[19]。此外，他认为政务应由有学问品德的人而非出身豪门的人来主掌，当时越南科举仅断断续续地举行，为了使更多豪门之外的人入仕，圣宗重启了科举制度，定制为会试三年一科。圣宗也在各地进行普查，在各省广设文庙以尊儒教，停止兴建新的佛教、道教寺院，并限制僧侣购置新的田产。同时，黎圣宗又颁布了《洪德法典》（1483年），并下令吴士连编写的《大越史记全书》成为官方史书。圣宗本人也喜好诗书，在宫中辟有“九歌琼苑”，常与文人唱和，其擅长用喃字创作，也擅长汉文，本人也著有许多作品。
黎圣宗的治世是越南极盛的时期，史称“四夷宾服，八极倾风，三十八年，天下安治”。后黎朝先后对外讨伐了北方山夷、琉球海盗、哀牢、澜沧以及占城等国[20]。1469年，越南占领盆蛮 (今老挝孟潘)，设镇宁府。1471年，越南占领占城的首都毘阇耶(Vijaya)，俘虏占城国王槃罗茶全（Bàn La Trà Toàn或Pau Kubah），占城人民大批向柬埔寨及马六甲移民，自此占城北部阿摩罗波胝(Amaravati)、中部毘阇耶均被越南占领 (越南设为广南承宣道)，越南在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让军人及农民屯田，而占城仅剩南部宾童龙(Panduranga)保有部分独立，成为越南的保护国。1477年，侵占明朝云南纳更山以南地区，设广陵州。1479年，越南又攻打澜沧王国（今老挝）。越南攻陷澜沧首都琅勃拉邦，杀国王刀板雅，自此使得澜沧向越南朝贡。黎圣宗征伐四克，志得意满，甚至继续向西征讨了兰纳王国(今泰北地区)，但被击败损兵折将，加上在老挝的快速扩张使得后黎朝不胜重负，最终黎圣宗决定引兵回国。
黎圣宗死后，其子黎鏳即位，是为黎宪宗，在位时间为1497至1504年。宪宗为人仁慈温和，存心图治，屡行善政[21]，政事照太祖及圣宗之例而无甚更张，但其于农业民政上特别关注[22]，大修堤防水车以备水旱[23]。宪宗在位期间国内无有盗贼作乱，国外亦无战事攻伐，越南处于太平时期。
黎运中衰
[编辑]宪宗死后，其子黎敬甫即位，是为黎肃宗。黎肃宗主政后展现出贤君形象[24]，似乎他就要把黎圣宗、黎宪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但不料其在位仅六个月（1504年）便暴毙而亡。这一意外使得黎宪宗生前认为“不德”的皇子黎濬继承皇位[25]。
肃宗死后，肃宗之兄黎濬即位，是为威穆帝，在位时间为1505至1509年。威穆帝好酒色，行暴政，专用外戚[26]，雄猜好杀，使得许多后黎朝宗亲皆有反意[27]。明朝使臣许天锡与威穆帝见面后，作诗以“安南四百运尤长，天意如何降鬼王”形容其人。威穆帝雇有一批侍卫保护自己，其中之一便是后来篡位建立莫朝的莫登庸，他与威穆帝非常亲近，并升到了天武卫都指挥使之位，最终逐渐坐大。威穆帝的堂弟简修公黎潆原来被威穆帝关于狱中，后来贿赂守卫得以脱逃，随后便与其他大臣一起举兵推翻威穆帝。威穆帝的死因说法不一，《大越史记全书》所载说法有二，一说被黎潆所俘后饮鸩自杀，一说逃亡时被杀，明史外国传二则说阮种逼黎濬自杀后立其弟阮伯胜为帝，黎广诛阮伯胜，再立黎晭为帝。
简修公黎潆借大臣废立威穆帝，是为襄翼帝，在位时间为1509至1516年。即位之初，襄翼帝锐意“恢太祖立极之图，弘圣宗觌文之治”，不但开启经筵，又颁治平宝范五十条于国内，敷敎愼罚，似乎要有所作为。但他在位不久后本性尽露，优游不断[28]，大兴土木[29]，史称“更之筑之，年年无穷”，频繁的工程使得民众困苦，士卒疲劳。襄翼帝更被明朝使臣潘希曾嘲以“貌美而身倾，性好淫，乃猪王也，乱亡不久矣” 。洪顺八年(1516)年，国中民变日益频繁，襄翼帝先亲征平定陈公宁等，又值陈暠造反，襄翼帝再次亲征，不料被陈暠击败，官兵死伤惨重。大臣郑惟㦃因以往多次劝谏襄翼帝被罚而心怀不满，于是与黎广度、程志森等人同谋废立，领兵入宫在太学门弑杀襄翼帝[30]。
莫氏代黎
[编辑]郑维㦃杀襄翼帝后，立黎光治为帝。仅三天，又立锦江王黎漴的长子黎椅为帝，改元“光绍”，是为黎昭宗。陈暠一度攻入首都，昭宗短暂出逃，郑维㦃收复首都后，昭宗复位。之后，郑维岱杀黎光治。昭宗在位的时期，权臣互斗，政非己出，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其时掌权的大臣中一派为莫登庸，另一派则是郑氏与阮氏两个有权势的家族。
光绍五年(1520年)，莫登庸在压制国内其他权臣家族后，成功以“剿平群贼”为由节制天下水步诸营，自此取得了国家的兵权[31]。两年后，黎昭宗越加惮忌莫登庸威权日重，于是与大臣航献、范恕等密谋，趁内乱逃离首都投靠郑绥，而莫登庸则以“光绍皇上被奸人胁迁于外”为由，改立昭宗之弟黎椿即位，改元“统元”，是为黎恭皇。黎昭宗虽然成功逃出，但其号召的勤王势力旋即被莫登庸击败，昭宗又沦为被郑绥挟制。统元四年(1525年)，莫登庸击败郑绥于清华 (今越南清化省)，擒黎昭宗，次年杀之。统元六年(1527年)，莫登庸被封为安兴王，加九锡，数月后便迫使黎恭皇禅位于自己，又逼恭皇母子自杀[32]。
黎氏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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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登庸篡黎后，黎氏宗室和忠于黎氏的旧勲功臣屡有起义[33]，例如莫大正元年(1530年)，黎意起事于清华 (今越南清化省)[34]，甚至两度大破莫军，军声大振。但黎意最终因兵胜心骄，被莫国桢突袭擒获，而其他黎氏旧部一些留在清华继续对抗莫朝，另一些则转投在哀牢的安清侯阮淦。莫大正三年(1532)，阮淦扶持昭宗之子黎宁 (有争议，一说为冒充，明朝亦有质疑[35]) 复位，建行在于瑞原县安场社[36]，改元“元和”，是为黎庄宗[37]。自此黎氏再兴，莫朝占据着红河三角洲，而黎氏则占据着清华(今越南清化省) 以南，与莫南北对峙，史称黎中兴朝。
黎庄宗复位后，曾经多次派大臣北上明朝，请求明世宗出兵讨伐篡位的莫登庸[38][39]。明世宗一度打算讨伐莫登庸，但最终考虑到“益兵继饷，必举天下全力”、“登庸父子悔罪革心”、“议者尚以黎氏为疑”等[40][41]，最终转而决定接受莫登庸的请降，但也革去王号，只册封莫登庸为从二品的“安南都统使”，这时期黎氏政权并不得到中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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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三年(1545年)，阮淦意外被莫朝降将杨执一毒杀，其婿郑检继承其权柄，出任太师谅国公、节制各处水歩诸营，继续扶黎灭莫，是为郑主之始。黎英宗正治二年(1559年)，郑检成功收复太原、谅山等大片领地。正治十三年(1570年)，郑检去世，其子郑桧继承其位，但不久后便被郑松取代。郑松在黎世宗光兴十五年(1592年)成功收复东都（今河内），使黎天子得以还京，光复旧物，并取代莫朝被明朝册封为“安南都统使”[42]。自此中兴黎朝名义上重新统一越南，而莫朝就拒守高平一隅之地。
这时期，前太师阮淦的次子阮潢因为被郑检猜疑，阮潢请教阮秉谦怎么办，阮秉谦回答“横山一带，万代容身”，因而阮潢决定自请出镇南方，得到郑检的允许。这时期阮潢仍向后黎朝朝廷效忠，每年向朝廷上缴白银400斤、丝帛500匹，并屡次出兵支援郑氏进攻莫朝。但后来阮主逐渐割据自雄，成为郑主政权的大患。
黎皇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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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郑松比其父郑检更加专权跋扈[43]，先后废立黎英宗、黎敬宗，并能随意干预皇嗣继承。在收复东都（今河内）后，郑松便被其党羽推举为“平安王”，史称“国家事权皆自裁之，财赋兵民悉归王府”，他在世时黎世宗、黎敬宗、黎神宗俱傀儡天子，只是“端拱受朝谒而已”。这时期郑氏尽管掌握国家实际的核心权力[44]，但其面临着高平莫朝和宣光裒主的威胁、广南阮主的崛起与中国潜在干涉可能，故而郑主并未像莫登庸行篡位之事，使得当时越南的政局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出现“黎氏为皇、郑氏执政”的二元格局[45]。
在这时期，黎朝皇室的手中财力仅够日常开支，禁军宿卫也全是郑氏指派，黎世宗以降的全部黎朝皇帝只作为一个象征式的虚位元首[46]，其除了祭祀、外交、科举、礼节性活动外并无存在感[47]。郑松以后的历代郑主逐渐完善这一种“黎皇郑主”的格局，郑主设座于黎朝皇帝旁边，穿紫色龙袍，临政视事[48]。朝廷大事由郑主决断，庶务由“府僚”负责，府僚以“六番”虚化了朝廷的六部职能。
在名义统一越南后，广南的阮主逐渐坐大，又允许葡萄牙商人建立商业港口费福（Faifo，今会安），虽然其名义上仍奉黎氏为主及使用中兴黎朝年号，但已然成为威胁郑氏政权的存在。郑松之子清都王郑梉非常惮忌阮福源，于是他便在永祚九年(1627年)要求阮福源入朝拜谒[49]，但被阮福源拒绝，郑梉因而决定南征阮主，自此开启了郑阮纷争的时代。这时期郑主虽然拥有红河三角洲的富裕领土和更庞大的人口，但是阮主修建长育垒、柴垒，又任用陶维慈、阮有镒等名将抗衡，使得郑阮两家相峙不休，最终双方的分界线大致定在今广平省的𤅷江上。
在结束了和阮主的长期战争后，西定王郑柞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北方割据的莫氏政权，并发起进攻屡次把莫氏驱逐出高平[50]，但其时清廷视莫氏为可以掣肘黎朝的工具，因此屡次施压逼使郑氏把莫元清放归高平[51][52]。这情况直至三藩之乱爆发后才得到改变，当其时莫元清与邻近的吴三桂政权互相勾结，并为其筹办粮饷[53]，结果三藩事败后被清朝一体追究[54]，也使得中兴黎朝成功收复高平四州，终结莫氏割据高平九十一年的历史。
黎祚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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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郑阮纷争后，郑柞，郑根，郑㭎称主时，均致力于民治，着手改革，内又有范公著，阮公沅等贤臣辅助，既设立武学所和武举，又重新制定了度量衡，当时北河号称“承太平之业，兵革不试，宇内无事，朝廷多所制作，法度大备，纪纲毕张，殊方纳款，上国归地，号称极盛之世”。然而，后来继位的郑杠暴戾专横[55]、奢侈无度，宠信宦官黄公辅[56]，又对内大兴土木[57]，郑府士兵腐化骄横；他又弑杀了永庆帝黎维祊、无理罢黜了黎纯宗的太子黎维祧。如此之下，社会持续动荡不安，百姓和士绅日渐不满，一时间阮有求、阮名芳、黎维
、黄公质等纷纷起义，郑主政权陷入焦头烂额的景地之中。
直至郑楹推翻郑杠后，他任用了黄五福、阮贵憼、阮公采等得力大臣辅佐，并废除了很多郑杠时期的乱政[58]；他又以“念边方犹逞蠢顽，欲以帖邦畿而宁海宇；谓正礼宜隆世嫡，宝以重尊统而一民心”，重新拥立了黎显宗稳定人心[59]。同时，他下令恢复军民屯田[60]，重新赈济灾民[61][62][63]、恢复鄕试旧制，因而北河在他治理下开始复兴，四方盗贼民变也逐渐平息。郑森继位后，他于景兴三十五年（1774年）趁阮主政权衰弱和张福峦乱政，以黄五福为将发动了征讨阮福淳的战争，并在隔年攻破了阮主的都城富春（今顺化），收复了顺化以北的土地人口[64]；同时，在他治下北河出现了“天下承平，比年丰稔，市缠间物价甚贱”的盛况[65]。志德完满下，郑森一度打算篡夺黎显宗的帝位，并在景兴三十八年(1777年)派大臣出使清朝，但其阴谋最终被忠于后黎朝的使臣武陈绍所挫败[66]。郑森废长立幼，以幼子郑檊为世子，结果去世后长子郑棕重新兵变夺权，三府兵自恃有拥立之功，骄纵日肆，史称“权归军士，逼勒官府，动以破家殴杀吓之，至移易将相皆出其口”，国内逐渐陷入混乱。
景兴四十七年（1786年）五月，阮惠入寇顺化，旋即又以“扶黎灭郑”为名北侵，郑军大败扔失山南承宣，西山军进逼昇龙。郑楷亲自率军相战于西龙津，但最终失利引刀自杀，自此延续一百多年的郑主政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七月，阮惠参谒黎显宗[67]，黎显宗以幼女黎氏玉昕为其妻。后来，黎显宗病亡，皇太孙黎维祁即位，是为昭统帝，阮文惠等西山军把京城库房抢掠一空而去[68]。昭统帝即位后，黎天子无力掌控天下，如郑槰、阮有整等先后领兵入城掌权，各地官员互为雄长不听朝命[69]，国家仍持续陷入混乱中，阮惠于是再度派兵北伐，并最终占领北河大部分的地方。昭统二年（1788年）五月，为了挽救国家，流亡高平的昭统帝和太后阮氏玉素向清廷乞师救援，乾隆帝接受了两广总督孙士毅“存黎而取安南”的意见，因而清兵以“兴灭继绝”为由发兵，从此爆发了清军入越战争。清军入越初期势如破竹，收复了首都昇龙，但随后贪功而被阮惠大败，乾隆帝于是以“天厌黎氏，不能自存”，改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而将昭统帝置为三品佐领，薙发易服，自此黎亡。
行政及社会架构
[编辑]黎初朝
[编辑]黎利时期，他沿习了陈朝旧制和明朝体制[70]，朝中设左右相国、内阁密院、中书黄门和三省门下等，大力强化了中央集权[71]。地方上，黎利把全国分为“五道”，西道辖三江、宣光、兴化、嘉兴等镇;东道辖洪州、南策、安邦等卫;北道辖北江、谅江、太原等镇;南道辖快州、莅仁、新兴、建昌、天长等路;海西道辖淸化、乂安、新平、顺化等卫。每道设“卫军”、“行遣”，每卫置“总管”、“都总管”、“同总管”等职[72]。在社会基层治理上，黎利则仿效朱熹的社仓遗制，在地方广置“社”的单位，并按照社的人口大小任命不同数量的“社官”[73]。
谅山王黎宜民时，仿效明朝设六部、六科等，官职均从明制。黎圣宗时，又增设六寺，并改“五道”为“承宣十三道”(后又增加至十五道)，道的民政由“承政”管理，军事由“都总兵”领导，刑罚由“宪察”主持，中央另设“监察御使”来督察各道事务[74]。少数民族地区则设立“团练”、“守御”、“知州”、“大知州”等职位，由边区酋长担任[75]。按《皇黎抑斋相公遗集》，黎圣宗时期全国有十五道、五十六府、县一百八十七、乡一、社九千七百二十八、村二百九十四、坊五十九、庄一百十六、洞五百三十四、所五十六、寨七十四、源十六、营一百有十等。全国丁壮总数为“七十万九百四十”。丁壮人口分布上，山南有十四万人、海阳十一万人、山西十万人、京北十万人、清华七万人、乂安五万人、安邦三万人、太源三万人、宣光一万八千人、兴化十万八千人、高平一万一千二百人、谅山一万一千二百人、升华五百四十人。[76]
黎初朝时期的官员“自一品至三品著红衣、四五品着绿衣、余著青衣”[77]，俱用乌纱圆领。官服补子则是“食兽法象，公、侯、伯、驸马并文武正品画一，从品画二，风宪堂上司画一，分司画二，云、河、山、水、葩木诸样，繁杀不拘。以五彩彰施于五色𫄨绣金线，听各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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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黎朝
[编辑]中兴黎朝时期，朝廷的军政、财政、内政尽归世袭的郑主裁决，郑氏的“主府”成为越南的最高权力中心，黎朝天子只是一个虚位元首，与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武人政权、日本历史上的幕府很相似。最初时，中兴黎朝官制参照黎初朝，设立宰相，官职有左相、右相、平章等，后来郑氏废除宰相，改设“参从”、“陪从”、“府僚官”等宰相机构以辅佐郑主施政[78]，又有赐给年老者“国老”的顾问职位，打造相互牵制的“群相制”。郑主又以吏，户，礼，兵，刑，工为“六番”，行使和取代原来朝廷六部的核心职权[79]；而据《雨中随笔》记载，当其时用人选拔上是“六番添差用进士文臣，副知佥知用监生文员”[80]。
地方上，因应当时南北对峙的长期战争环境，郑氏将黎初朝地方行政区划的“道”改为“镇”。镇设镇司，改以高级武官镇守，又设“督同”(四、五品)、督视(三、四品)、巡守等管理地方事务。各镇又有文官负责的“承司”、“宪司”，地方俱低于武官主持的镇司。“承司”主官是左右承政，又设参政、参议等负责民政，“宪司”则设有承宣按察使、按察付使等负责考课理讼。地方在府州县下设有“社”的基层行政和司法机构，每社有社长、社吏、社胥等职协助地方治理和收纳租庸，由村民自己推举，全国有八千到一万余个大小不等的社，大社有一、二百口人，小社只有几十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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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巴伦(Samuel Baron)记录17世纪时中兴黎朝官员朝拜的画像 -
清乾隆《皇清职贡图》所记录18世纪的中兴黎朝官员形象 -
塞缪尔·巴伦(Samuel Baron)记录中兴黎朝时期的东京 (越南)画像
外交
[编辑]内帝外王
[编辑]尽管越南拥有久远的“内帝外王”历史，但后黎朝前三代君王均以“国王”自居而不称帝国内[82]，以免刺激明朝。直至黎圣宗在光顺八年（1467年）十二月恢复“外王内帝”，制皇帝受命之宝，并对外采取“北和南征”的策略，一边修好明朝，一边向南扩张。其又仿效中国朝贡制度，要求周边小国朝贡后黎朝[83][84][85]，让后黎朝成为中南半岛的“小天朝”[86]。
按照中国礼法，以小事大者必须使用真名[87]，但后黎朝沿用自李朝的做法，自黎利以降均以伪名奏报明朝，较李氏朝鲜、尚氏琉球等其他中国藩属为异。越南史料中也往往把向明朝贡形容为“报聘”、“如明”、“交邻”等[88][89]，而不像李氏朝鲜采用“朝天”等宗藩意味比较强的字眼[90]。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礼制对“内帝外王”的越南君主而言是巨大的耻辱，因此越南以伪名朝贡的另类方式来尽可能不伤害“对等”形式[91]。
中国明清两代均对后黎朝的“内帝外王”采取无视或容忍态度。明宪宗时期，曾有行人司官员指出他捡获了使用后黎朝年号的僭越文书，并提议明朝出兵征讨安南，却最终被朝廷以“引启边衅”治罪[92]。清朝年间，李氏朝鲜也对中兴黎朝私自使用年号产生疑问，例如正和八年（1688）曾有朝鲜商队漂流会安后被救，当朝鲜官员看见阮主文书中使用黎熙宗年号时就感到惊讶，他们询问说“安南文书中正和九年云者，本国不为服从于大清而然耶？抑有僭称天子之国而以正和为年号耶？愿闻其详”，而华商陈干则回答说“其安南国者，昔日原为交趾之名，洪武年得云南一省，弃交趾，任其进贡，往来不分别年号久矣，今我皇上以从大明古例，不与交量，任彼称为正和，如日本者称为贞享同也”。[93]
中越关系
[编辑]明朝在王通撤军并朝议放弃安南后[94]，明朝和后黎朝关系仍然紧张。黎利通过频繁朝贡和放还俘虏的明朝军民1万5607人[95]，使得中越关系逐渐正常化，最终明宣宗决定放弃黎利归还兵器和拥立陈朝后裔的要求，转而册封黎利为“权署安南国事”，正式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中越敌对状态[96]。此后，后黎朝基本上和明朝维持了相对稳定和友善的宗藩关系[97][98]。正统元年(1436年)九月，明英宗才正式册封黎利之子黎元龙 (对明称为黎麟)为“安南国王”[99]，赐以驼纽涂金银印[100]。这时期中越文化和技术交流频繁，后黎朝的使者梁如鹄从中国引进雕版刻书技术[101]，而使者陈驴则从湖南引进了髹漆技术[102]，对于越南文化产业生重大影响。后来在黎圣宗的治理下，其时后黎朝“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103]，积极侵略占婆和老挝，并越境广西钦州、土司安平州等地，与明朝争讼不已[104]。
到了莫氏篡黎时期，明世宗在收到黎氏旧臣求援后一度考虑出兵，但最后多方考虑下取消了出兵讨伐安南莫氏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明朝降安南国格为“安南都统使司”(越南语：An Nam Đô thống sứ ty)，改册封莫登庸为从二品的“安南都统使”[105]，赐银印仍听其行政治事。明朝此后均保持“不拒黎、亦不拒莫”的“以夷制夷”方针[106]，以保持对越外交事务的主动权，安南的统治者从此没有再得到过大一统的明朝册封为国王，即使黎氏再兴后也维持了同样的情况。
明末清初之时，势弱的南明势力开始扔弃天朝上国的自尊，弘光、隆武、永历政权均屡次遣使求援于中兴黎朝[107][108]，永历帝改变了明朝一直以来的对越政策，重新册封当其时的黎神宗为安南国王[109]，甚至前所未有地册封郑梉为“副国王”[110]，以换取郑主每年银二、三万两的资助[111]。1657年，西定王郑柞继位后对日益势穷的永历政权转趋冷淡，而新兴的清朝则向安南发出“怀柔”的信号，当永历帝逃入缅甸而北方莫氏率先向清朝投诚后，中兴黎朝不得不面对现实，彻底弃明投清。在与清朝的封贡期间，原来郑氏并不愿意交出明朝印敕，但当清廷态度强硬并发出断交的最后通碟时[112]，郑柞不得不交出永历赐予的金印[113]，从此成为清朝的藩属国。郑阮纷争时代后，阮主政权不甘名分低于实际上是傀儡的黎朝皇帝，因此阮主开始使用“大越国王”的称号，也曾经试图绕过黎朝直接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但在康熙四十一年（1701）被清廷以“惟安南有黎在，未可别封”拒绝。
越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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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越之间的贸易形成和进行物物交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初期，除了来自暹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船，日本的朱印船在越南的港口也频繁出入。而中兴黎朝以后，郑主、阮主都开始开放外国贸易和商馆，日本的江户幕府也有更多机会和后黎朝进行接触，这时期郑主、阮主两个政权均以“安南国”的名义和日本往来；越日之间相互交换的存世国书达59件，其中58件的时间是1591年到1694年[114]。根据越方资料记载，当广南阮主第一代领袖阮潢于十七世纪开放会安的港口时[115]，当地已经有数百日本商人聚居，阮福源更把养女阮氏玉华嫁给日本朱印船商人荒木宗太郎，赐名阮太郎。[116]
越朝关系
[编辑]后黎朝和李氏朝鲜的建国时间相当接近，彼此国祚亦颇长，两国又是同文之邦，两国使臣常借朝贡中国聚集的机会见面，尺简往复，互赠土宜，因此越、朝之间在明清两代的交往颇深，并留下许多酬唱、笔谈的作品。当其时越南、朝鲜两国各以自己的汉学水平为傲，因此彼此间存在文化竞争的情况，黎贵惇在《北使通录》中就提到“沿途见中州官僚、士大夫问难谈辨，殆如遇敌。又有朝鲜贡使，钦差伴送官，皆一时文豪，不以海外见鄙，累相接语。仆仰伏洪福，文字酬答之间，幸免轻哂，更见称扬”，部分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竞华”[117][118]。两国的交往，可参见十五世纪朝鲜译官曹伸与后黎朝使者黎时举[119]，达城君徐居正和安南使者梁如鹄[120]；十六世纪的朝鲜使者李睟光与中兴黎朝使臣冯克宽[121][122]；十八世纪的朝鲜李商凤和中兴黎朝使臣黎贵惇等[123]。
经济
[编辑]黎利建国后，下令铸“顺天通宝”，五十文为一陌，改变了陈朝时以七十文为一陌的计算方法，其后每位黎朝皇帝都会铸造自己年号的通宝。黎利又下令修造全国田簿户籍，踏勘泽洲田土、金银等矿穴，清查人口[124]。
黎太宗时，由于库吏收税经常拣择拒斥旧钱，他便下令禁止官方和民间拣择破鈌铜钱，只要铜钱仍能穿绳便必须流通使用。1439年，黎太宗下令以六十文为一陌，再次改变了黎太祖时货币单位的计算方式。至黎圣宗时，他在1462年与1486两次重申禁止拒斥铜钱的命令，并于1464年第一次明确表明“私铸铜钱”有罪。[125]1464年，黎圣宗又下旨禁止以伪钱换税钱。1471年，黎圣宗首次订下了人丁税例，为“每人纳钱八陌”，而植桑养蚕的地方则按三等缴纳税钱[126]。
矿业方面，黎襄翼帝时曾经定下金、银税例，金为金二千九百一两六钱九分五釐一丝、银为六千一百二十五两九钱八分四釐八毫，后世的嗣德帝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则批评“是辰土宇未广，安有金数多如此？不免失真”。中兴黎朝时期，由于当其时越南落后的开采技术，郑主选择把开采权委托给清人矿工，朝廷只收取牌照费和税，当中矿工又以潮州、韶州人为多。其时越南主要矿场，包括宣光聚龙铜厂，南昌隆生银厂，兴化呈烂、玉碗铜厂，太原爽木、安欣、廉泉、送星、务农铜厂，金马三弄金厂，昆铭铅厂，谅山懐远铜厂等。
海外贸易方面，黎朝时期继承了北属以来发展的陶瓷产业，当其时全世界只有中国和越南有能力烧制青花瓷，而同时期的明朝进入海禁期，越南的陶瓷出口递补了高温瓷器市场，并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维持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学者统计仅在1669到167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进口了超过772，600个越南生产的陶瓷[127]。与此同时，越南的丝绸生产工艺在黎朝得到长足进步，据学者统计，越南在十七世纪能够每年生产约130-150吨生丝，制造近10000件丝织品[128]。中兴黎朝的贸易方面，郑主等统治者通过积极减免商税，修筑“千里路”等促进贸易[129]，又批准让荷兰人来往北河庸宪开设商馆，在1637年到1680年间，平均每年有 27.89万荷兰盾(约等于白银9万两)的交易产生；后来中国人、日本人、暹罗人来越南贸易者达2000余家，铺宪(兴安)，渭黄(南方)等地形成十分繁荣的商贸之地，而当时的升龙(河内)也是相当发达的丝绸和瓷器贸易中心，每年交易量价值45万贯[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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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太宗时期发行的“绍平通宝” -
黎圣宗时期发行的“洪德通宝” -
黎显宗时期发行的“景兴通宝” -
黎朝十五世纪白瓷印花菊花纹茶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黎朝十五世纪时期的石榴鸣禽纹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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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编辑]历代君主
[编辑]黎初朝
[编辑]|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世 | 在位时间 | 年号及使用时间 | 陵号 | |
|---|---|---|---|---|---|---|---|
| 高上祖 （后黎朝朝廷追尊） |
明皇帝 （后黎朝朝廷追谥） |
黎诲 | ？年－？年 | ||||
| 显祖 （1428年太祖黎利追尊） |
昭德至仁泽皇帝 （历代累谥） |
黎汀 | ？年－？年 | 来闻陵 | |||
| 宣祖 （1428年太祖黎利追尊） |
宪文睿哲福皇帝 （历代累谥） |
黎旷 | ？年－？年 | 佛皇陵 | |||
| 太祖 （1433年太宗黎元龙尊上） |
统天启运圣德神功睿文英武宽明勇智弘义至明大孝高皇帝[131] （历代累谥） |
黎利 | 1385年－1433年 | 1428年－1433年 | 顺天 | 1428年－1433年 | 永陵 |
| 太宗 （1442年仁宗黎邦基尊上） |
继天体道显德圣功钦明文思英睿仁哲昭宪建中文皇帝 （历代累谥） |
黎元龙 （黎麟） |
1423年－1442年 | 1433年－1442年 | 绍平 | 1433年－1439年 | 祐陵 |
| 大宝 | 1440年－1442年 | ||||||
| 仁宗 （1460年圣宗黎思诚尊上） |
钦文仁孝宣明聪睿宣皇帝 （历代累谥） |
黎邦基 （黎濬） |
1441年－1459年 | 1442年－1459年 | 大和 | 1443年－1453年 | 穆陵 |
| 延宁 | 1454年－1459年 | ||||||
| - | 厉德侯 （1460年圣宗黎思诚定） |
黎宜民 （黎琮） |
1439年－1460年 | 1459年－1460年 | 天兴 | 1459年－1460年 | |
| 圣宗 （1497年宪宗黎鏳尊上） |
崇天广运高明光正至德大功圣文神武达孝淳皇帝 （历代累谥） |
黎思诚 （黎灏） |
1442年－1497年 | 1460年－1497年 | 光顺 | 1460年－1469年 | 昭陵 |
| 洪德 | 1470年－1497年 | ||||||
| 宪宗 （1504年肃宗黎敬甫尊上） |
体天凝道懋德至仁昭文绍武宣哲钦圣彰孝睿皇帝 （历代累谥） |
黎鏳 （黎晖） |
1461年－1504年 | 1497年－1504年 | 景统 | 1498年－1504年 | 裕陵 |
| 肃宗 （1505年威穆帝黎濬尊上） |
昭义显仁温恭渊默惇孝允恭钦皇帝 （历代累谥） |
黎敬甫 （黎㵮） |
1488年－1504年 | 1504年 | 泰贞 | 1504年 | 敬陵 |
| - | 愍厉公 （1510年襄翼帝黎潆定） |
黎濬 （黎諠） |
1488年－1509年 | 1504年－1509年 | 端庆 | 1505年－1509年 | 安陵 |
| 威穆帝 （1517年昭宗黎椅谥） | |||||||
| 德宗 （1517年昭宗黎椅追尊） |
配天裕圣温良光明文哲寛弘彰信绥休睦孝建皇帝 （历代累谥） |
黎镔 | 1466年－1502年 | 受节陵 | |||
| - | 灵隐王 （1516年郑惟㦃定） |
黎潆 （黎晭） |
1495年－1516年 | 1509年－1516年 | 洪顺 | 1509年－1516年 | 元陵 |
| 襄翼帝 （1517年昭宗黎椅谥） | |||||||
| - | - | 黎光治 | 1509年－1516年 | 1516年 | 洪顺 | 1516年 | |
| 明宗 （1517年昭宗黎椅追尊） |
哲皇帝 （1517年昭宗黎椅追谥） |
黎漴 | ？年－1509年 | 康陵 | |||
| - | 陀阳王 （1523年莫登庸定） |
黎椅 （黎𬤝） |
1506年－1527年 | 1516年－1522年 | 光绍 | 1516年－1522年 | 永兴陵 |
| 昭宗 （后黎朝朝廷尊上） |
神皇帝 （后黎朝朝廷谥） | ||||||
| - | 恭王 （1527年莫登庸定） |
黎椿 （黎懬） |
1507年－1527年 | 1522年－1527年 | 统元 | 1522年－1527年 | 华阳陵 |
| 恭皇帝 （后黎朝朝廷谥） | |||||||
黎中兴朝
[编辑]|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世 | 在位时间 | 年号及使用时间 | 陵号 | |
|---|---|---|---|---|---|---|---|
| 庄宗 （1548年中宗黎暄尊上） |
裕皇帝 （1548年中宗黎暄谥） |
黎宁 （黎㫬） |
？年－1548年 | 1533年－1548年 | 元和 | 1533年－1548年 | 景陵 |
| 中宗 （1556年英宗黎维邦尊上） |
武皇帝 （1556年英宗黎维邦谥） |
黎暄 （黎宠） |
1535年－1556年 | 1548年－1556年 | 顺平 | 1549年－1556年 | 延陵 |
| 孝宗 （后黎朝朝廷追尊） |
仁皇帝 （后黎朝朝廷追谥） |
黎维絖 | ？年－？年 | 华岳陵 | |||
| 英宗 （1573年世宗黎维潭尊上） |
峻皇帝 （1573年世宗黎维潭谥） |
黎维邦 | 1532年－1573年 | 1556年－1573年 | 天祐 | 1557年 | 布卫陵[132] |
| 正治 | 1558年－1571年 | ||||||
| 洪福 | 1572年 | ||||||
| 世宗 （后黎朝朝廷尊上） |
积纯刚正勇果毅皇帝 （后黎朝朝廷谥）[133] |
黎维潭 | 1567年－1599年 | 1573年－1599年 | 嘉泰 | 1573年－1577年 | 华岳陵[134] |
| 光兴 | 1578年－1599年 | ||||||
| - | 简辉帝 （1619年郑松初谥）[135] |
黎维新 | 1588年－1619年 | 1599年－1619年 | 慎德 | 1600年 | 华峦陵[136] |
| 敬宗 （1632年神宗黎维祺尊上） |
显仁裕庆绥福惠皇帝 （1632年神宗黎维祺改谥） |
弘定 | 1600年－1619年 | ||||
| 神宗 （后黎朝朝廷尊上） |
渊皇帝 （后黎朝朝廷谥） |
黎维祺 | 1607年－1662年 | 1619年－1643年 | 永祚 | 1619年－1629年 | 群玉陵 |
| 德隆 | 1629年－1635年 | ||||||
| 阳和 | 1635年－1643年 | ||||||
| 1649年－1662年 | 庆德 | 1649年－1653年 | |||||
| 盛德 | 1653年－1658年 | ||||||
| 永寿 | 1658年－1662年 | ||||||
| 万庆 | 1662年 | ||||||
| 真宗 （后黎朝朝廷尊上） |
顺皇帝 （后黎朝朝廷谥） |
黎维祐 （黎维禔） |
1630年－1649年 | 1643年－1649年 | 福泰 | 1643年－1649年 | 花浦陵[137] |
| 玄宗 （1671年嘉宗黎维禬尊上） |
豁达睿聪刚毅中正温柔和乐钦明文思允恭克让穆皇帝 （1671年嘉宗黎维禬谥） |
黎维䄔 （黎维禧） |
1654年－1671年 | 1662年－1671年 | 景治 | 1663年－1671年 | 果盛陵 |
| 嘉宗 （1675年熙宗黎维祫尊上） |
宽明敏达英果徽柔克仁笃义美皇帝 （1675年熙宗黎维祫谥） |
黎维禬 （黎维𬓆） |
1661年－1675年 | 1671年－1675年 | 阳德 | 1672年－1674年 | 福安陵 |
| 德元 | 1674年－1675年 | ||||||
| 熙宗 （1716年裕宗黎维禟尊上） |
聪敏英果敦豁宽裕伟度徽恭章皇帝 （1716年裕宗黎维禟谥） |
黎维祫 （黎维禛） |
1663年－1716年 | 1675年－1705年 | 永治 | 1676年－1680年 | 富宁陵 |
| 正和 | 1680年－1705年 | ||||||
| 裕宗 （1731年昏德公黎维祊尊上） |
纯正徽柔温简慈祥宽惠逊敏和皇帝 （1731年昏德公黎维祊谥） |
黎维禟 （黎维祹） |
1680年－1731年 | 1705年－1729年 | 永盛 | 1705年－1720年 | 金石陵[138] |
| 保泰 | 1720年－1729年 | ||||||
| - | 昏德公 （1732年纯宗黎维祥定） |
黎维祊 | 1709年－1735年 | 1729年－1732年 | 永庆 | 1729年－1732年 | 青池县金缕社 |
| 永庆帝 （阮朝改定）[139] | |||||||
| 纯宗 （1735年懿宗黎维祳尊上） |
宽和敦敏柔逊谨恪沈潜坦易简皇帝 （1735年懿宗黎维祳谥） |
黎维祥 （黎维祜） |
1699年－1735年 | 1732年－1735年 | 龙德 | 1732年－1735年 | 平吴陵 |
| 懿宗 （1759年显宗黎维祧尊上） |
温嘉庄肃恺悌通敏宽洪渊睿徽皇帝 （1759年显宗黎维祧谥） |
黎维祳 （黎维祎） |
1719年－1759年 | 1735年－1740年 | 永佑 | 1735年－1740年 | 扶黎陵 |
| 显宗 （1786年愍帝黎维祁尊上） |
永皇帝 （1786年愍帝黎维祁谥） |
黎维祧 （黎维𥚻） |
1717年－1786年 | 1740年－1786年 | 景兴 | 1740年－1786年 | 盘石陵 |
| 佑宗 （1786年愍帝黎维祁追尊） |
衍皇帝 （1786年愍帝黎维祁追谥） |
黎维祎 | ？年－1771年 | 同陵 | |||
| - | 愍皇帝 （1884年阮朝朝廷追谥） |
黎维祁 （黎维  ）
|
1765年－1793年 | 1786年－1789年 | 昭统 | 1787年－1789年 | 盘石陵 |
世系图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胡士杨《大越黎朝帝王中兴功业实录》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玉宝生子郑松，才德超群，英雄盖世，能续父志，赞成帝业，黎朝中兴之功，实基于此。”
- ^ 阮俨《景兴二十七年丙戌科进士题名记》:“庆今磐奠炎图，泰开文运。钦惟皇上握乾符。申巽命...皇黎景兴二十七年嘉平节立。”
- ^ 《皇黎一统志》:“话说皇黎朝庄宗裕皇帝中兴于马漆江，时世祖明康、太王郑检为辅，诛锄逆莫，还于故都。”
- ^ 《皇黎抑斋相公遗集》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九):“乙未〈明永乐十三年〉秋八月，明取勘金银场，起夫淘采，及捕白象、氽珍珠。重税厚敛，民不聊生。”
- ^ 《黎朝帝王功业》:“使君各收我南越金银财货回北国，南郊货室，一皆空尽，妇女见有色者并亦取之...”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三):“明李彬奏请户部颁给交州户帖。州县修定赋役黄册，里长、甲首周年图样。大率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年里长一人、甲首十人应役，周而复始。当里甲者，鞭棰不胜其苦。”
- ^ 《明史》(列传第二百九):“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陆那阮贞，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同知陈可论、判官阮昭、千户陈忷、南灵州判官阮拟、左平知县范伯高、县丞武万、百户陈已律等一时并反。彬皆遣将讨灭之，而反者犹不止。”
- ^ 《明史》(列传第四十二):“交人苦中国约束，又数为吏卒侵扰，往往起附贼，乍服乍叛，将帅益玩寇。”
- ^ 《抑斋集叙传》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冬十一月初一日，明使章敞、徐琦来至京，赍印命帝权署安南国事。二十日，敞琦等还，帝遣审刑院副使阮绚，御史中丞阮宗贽随敞等如明谢恩，并觧岁贡金五万两，乞依洪武三年贡例，自后常贡不绝。明帝赐文绚等钞币遣还。”
- ^ 《抑斋集》(谢册封表):“安南权署国事臣黎某诚惶云云，谨上言宣德五年十月十一日伏睹钦差天使右侍郎张敝，通政使徐琦橐捧诏书一道，印章一颗，命臣权署安南国事”
- ^ 《抑斋集》(令思齐摄事诏)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七日，遣入内检校平章事黎问入内，大司马黎银入内，少傅黎文灵赍金册立右将国开郡公思齐为国王，摄行国事。遣入内司寇黎察、司空黎仁澍入内，司马黎理入内，少尉黎国兴赍金册立梁郡公元龙为皇太子。”
- ^ 《抑斋集》(命降思齐为郡王次子元龙承统诏):“癸丑六年八月，降思齐为郡王...”
- ^ 《抑斋集》(谢册封国王表):“安南权署国事臣黎某谨上言，正统二年正月十三日，伏睹钦差天使李郁李亨持节橐捧诏敕金印，封臣为安南国王。”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一):“时黎得宁以都旨挥典禁兵当直，不能率先卫社，乃拥兵助逆，故宜民得僣位号，而文武臣僚饮恨茹痛，四方百姓如䘮考妣。”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九 光顺六年三月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四):“然臣窃见前年征山夷，占城，琉球，老挝之时，淸选效力各卫军旗有膂力者，先登得馘，除用未尽及被选汰，退充五府军与无得馘同，无有分别。”
- ^ 《大越史记全书》(卷之十四):“遣使往四方，追勘贫乏老弱在军者，饶汰之，赋役工程偏重者，轻减之，放眚灾，伸冤屈，录失职，褒有功，归逋负，寛刑罚，旌节义，赈孤贫，擢廉濴，进贤才，中外大悦。帝在东宫三十六年，德业日进，仁孝闻于天下，故初政蔼有可观。”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四):“帝加意农事，敕承、宪、府、县官巡行劝课，筑堤防，濬𤱶浍，立田界，以备水旱。每社置社长一人，专督农桑。凡外官以事赴京及朝使有外至者，必召问年榖丰歉，百姓乐苦。其军匠之上番者，各分遣归农。”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四):“春正月，旱。敕备水车以卫农。”
- ^ 《大越史记全书》(卷之十四):“是月初八日，帝弗豫。初帝即位，出囚人，放宫女，停不急之务，减偏重之役，抑贡献，省力役，任勲旧，揽威权，抑戒外戚，友笃亲藩，凡经纶大经，建立大本，无所不用其极。天下臣民，皆拭目以观初政，以为成康文景复见于今日。”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正编卷之二十四) 景统二年十二月
- ^ 《大越史记全书》(卷之十四):“帝斥逐皇宗功臣回淸华地方，并杀女史，内臣，占人。时外戚姜种，阮伯胜等擅作威福，权倾中外...”
- ^ 《大越史记全书》(卷之十四):“帝自即位之后，毎夜与宫人酣酒无量，醉即杀之。时权归外戚，东则华陵，养父郷。西则仁睦，帝妃郷。北则扶较，帝母郷。皆擅怙权势，沉溺臣僚，有以私意而屠戮生民，有以密体而诛求钱货，凡民间六畜生花等物，一切掠取，及民家有奇财奇货，标字取之，万民嗟怨，而帝弗悛。又心怀猜忌，凡前日臣下之不立己者，往往诛之。又密使内人阮廷科往体察诸叔父兄弟凡二十六王，而荆王以叔父逃遁，不知所之，独简脩公以叔伯之子，系狱得脱，由是人人自危，益思作乱。”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五):“是日帝御光治殿，观象斗虎。”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五):“帝崇兴土木，筑广城大数千丈，包围祥光殿，真武观，金鼓千花寺...使画工画图，命女史裸身，把棹于西湖，帝与之游...匠人武如苏作大栈殿百余屋，罄竭国中财力...”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五):“郑惟㦃弑帝于太学门。先是惟㦃以数谏帝忤旨被杖，惟㦃乃与黎广度，程志森等同谋废立，整饬船艘器械，在太极津，声言讨贼。初六日，夜二更，将金吾护卫三千余人入北辰门，帝闻之，疑有贼至，乃出幸宝庆门外。七日，昧爽，有承旨阮瑀从帝间行，过太学门，至碧沟坊朱雀池，帝遇惟㦃，问曰：“贼在何方。”惟㦃不答，顾他大笑，帝挥马而西，惟㦃使武士名幸者，横箝剌帝坠马弑之，阮瑀亦死之。将帝尸归于北使馆，以寘衣火葬之”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七):“登庸求总兵柄，剿平群贼。礼部尚书范嘉谟以为兵权散在五府，登庸凡事不得尽所为，协与同僚保举之。帝遂以登庸节制十三道水步诸营，而以嘉谟赞理军务。于是天下精兵健甲都归登庸掌握矣。”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七):“登庸废椿为恭王，与皇太后郑氏幽于西内数月，逼令自尽。”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七):“辰登庸僭逆，谋求功臣子孙，以官爵饵之。碧溪侯公渊以功臣孙，义忿不屈，乃与阮我、阮寿长等谋，起兵攻朱雀门，不克。走入淸化，招集人民，竖诸将旗。”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七) 莫登瀛大正元年
- ^ 《议处安南事宜》:“至若黎宁虽自称为黎利子孙，然臣等节据诸司查勘踪迹，委的难明。郑惟憭一向潜住该国上、下朗石林州峒寨附近。广西土官地方，黎宁面貌初不相识，故或称黎宁，或称黎宪，或称光绍，或称元和，或又以为阮涂之子， 或又以为郑氏诈称。而近据云南布政司开报，会审夷人郑垣口词，称漆马江峒虽有黎宁，而来历宗派不可得详。所列事情、年貌，又与郑惟憭原报互异，俱难凭据。”
- ^ 《历朝宪章类志》:“以蓝山迫隘，惟瑞原县安场社左控重山，右临大河，形势开爽，气象明昌。始立行殿，奉帝居之...安场宫府，六十年间为天子行在之所，灭莫以后，始还故都...”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七) 庄宗裕皇帝元和元年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 :“帝遗郑惟僚如明，奏称，莫登庸潜乱，窃据国城，阻绝道路，以致久废职贡。”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 :“帝遣郑垣如明，备陈莫氏篡弑，及帝播迁于淸华事由。”
- ^ 《议处安南事宜》
- ^ 《安南奏议》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七):“先是，使臣冯克寛等斋贡物及代身金人沉香象牙至燕京，上表乞脩职贡。明帝见表大悦，复诏封帝为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管辖南国土地人民，及赐安南都统使司银印一颗，使冯克寛等斋敕书回国。”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九):“检虽擅权，而恶未甚著。松则莽、操之徒也。”
- ^ 《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九十八》:“安南之事，虽一切移文称名黎维潭，而其实权臣郑松主之。”
- ^ 张文亮《越南后黎朝后期的“黎皇郑主”体制》
- ^ 潘辉注 《历朝宪章类志》(卷二十)“当是时也，天子盖特为寄位之君者。”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一):“黎自中兴以后，太阿倒持，下陵上替，厥有自来，君臣之礼荡然矣。惟南郊祀天，尊卑之分尚在。”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三):“西王(郑)柞入朝不拜、章奏不名，设座于御座之左”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八) 永祚九年春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九)
- ^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三十):“兵部议、宣谕安南使臣李仙根等事竣、赍回安南国王黎维禧覆疏、内称谨遵上谕、将高平府石林、广源、上琅、下琅、土地人民、退还莫元清。乞令莫元清归属本国等语。应如所请。从之”
- ^ 《大越史记全书》:“清遣内秘书院侍读李仙根，兵部郞中杨允杰赍旨谕来，使我以高平四州退还莫氏。时廷臣与清使瓣解，往返数四，清使坚执不听。上以事大，惟共寺命姑且从之。”
- ^ 《大越史记全书》:“及淸吴三桂反于云南，元淸从傲号，资之粮草。”
- ^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一百二):“兵部议覆、广西巡抚郝浴疏言，安南都统使莫元清、同弟莫敬光、为安南郑祚攻逼、投奔内地、并无从逆助恶、扰害地方之迹。但先经原任将军莽依图疏称、’’’莫元清弃高平、败奔富州。又安南国王黎维正疏称、吴三桂变起、莫元清同恶相济、为贼办粮。莫元清蒙皇上鸿恩、封为都统使、驻防高平、不图报恩、吴三桂反叛、即从贼助恶、理应从重治罪。但已身故、应免议处。革去都统使之职、莫敬光既经带领家眷、缴印投诚、免其应拟之罪。系外国之人、不便居于内地。应行该督抚、将莫敬光、及伊带来家眷、一并发回安南。’’’移咨国王、将莫敬光等、毋致残害、务令安插得所。从之”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八):“杠日昏惑，举措乖错。”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八):“杠自行弑逆，奢僭日甚，淫逸无度。寻得惊悸疾，畏雷。宦者黄公辅辈绐之，穴地为赏池宫以居，遂不复出。公辅与其党专弄权柄，大臣诛谴者相继，人不自保，政事乖舛，赋役繁重，民心思乱。”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七):“冬十月，杠修造琼林、崇严二寺。营造二寺，工役繁重，撤古碑府材木，浮江而下，以供工作。令东潮、水棠、至灵三县充役，免堤路、邮亭钱。一年后，又开河道，通拨运拽，木辇石工常万人，昼夜不得休息。”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八):“复两班旧制，以重朝廷。三载考绩，以别淑慝。录无罗被斥，以振淹滞。勒陈乞职命，以淸仕途。加增口分，以足兵粮，宽赦租庸，以苏民瘼，停一切营造，以舒民力，撤非例巡渡，以示宽政，禁抑胁，止置买，定将士功过赏罚，宽军士物故饶除，申鸣诉所管苛滥，堤路付镇官督理，以便农事，财货归户部掌管，以充国用，禁诸讼妄启，免淸乂二处田租。凡十五条，中外大悦。”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八):“黎自郑松弑逆，至此六世矣。循袭效尤事事逾僭，揆以春秋大义，斧钺之所必加。郑楹知迎立显宗，欲藉其福德，乃作福作威，自操其柄。”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九):“置四镇农官。镇置大使、副使各一人，专掌田事，亲行劝课。又置劝农吏使，勖民致力田亩，随宜补助之...于是兵皆知农军粮，不甚窘乏矣。”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九):“三月，海阳饥。发粟赈之。是岁，海阳饥。令发山南籴粟十万官钵赈贫民。”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九):“辰东北岁饥，令发官米煮粥饭赈给之。又募别处民有能移粟发卖及纳粟于所在者，各量予以官。”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九):“辰以灾异凶歉，诏赦诸路租庸，及撤非例巡司...”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四十五):“顺化，府二、县八、州一：香茶、富荣、广田、海陵、登昌五县隶肇丰府；丰禄〈旧康禄〉、丽水、明灵、与南布政州隶广平府；各项人数十二万六千八百五十有七，公私田土亩数二十六万五千五百有七。除林麓、墓地、园宅、潭池、官土、寺土及枯燥留荒外，实征亩数十五万三千一百八十有一。”
- ^ 《雨中随笔》(卷下)页57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四十五):“冬十二月，遣吏部左侍郎武陈绍等如淸。森将有篡立之志。是年岁贡，森密表于淸，言黎无贤子孙，嘱陈绍以事入奏，而使内监〈名姓缺〉与之行，献赂求封。陈绍行至洞庭湖，托病，夜对使部将表焚之，因仰药卒。后追赠尚书。”
- ^ 《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之五):“秋，七月，阮文惠谒帝于万寿殿。时，阮有整劝惠以扶黎为名。惠乃谒帝，帝延入，设坐榻于御榻旁，慰劳备至。”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四十六):“文岳阳许诺，令有整择吉具礼谒太庙，有整亦意其未去。是月十七夜，漏下三鼓，文岳、文惠遣人辞于帝，密传暗号，连夜水陆一齐撤去，府库货物皆为括尽...贼兵既去，帝急召朝臣，议曰：贼空国遗我，纵有警急，何以制之...”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四十六):“于是所在豪目控带州域，招集兵马，咸以保卫为名。无赖之徒，互相攻杀，宇内骚然矣。”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五) :“太祖设官，多因陈胡旧制，参用明典”
- ^ 陈仲金的《越南通史》页443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五) 顺天元年三月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十七日，旨挥社置社官。大社一百人以上用三人，中社五十人以上用二人，小社十人以上用一人”
- ^ 陈仲金的《越南通史》页441
- ^ 陈仲金的《越南通史》页442
- ^ 《皇黎抑斋相公遗集》页6-7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六月、定文武服色、自一品至三品著红衣、四五品着绿衣、余著青衣。”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十三):“参从、陪从，前黎未有，中兴后，政归郑氏，始设之，以参陪政府。神宗辰，郑柞以礼部尚书范公著、吏部尚书杨致泽并参从。自是参从为首辅，而陪从次之。”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三十五):“郑府旧设兵、户与水师三番，至是增置吏、礼、刑、工，与兵、户为六番。又并征收各号，分为六宫。凡属宫租庸簿籍，六番以本职分掌之。诸镇财赋，兵民之政并属焉。令文臣知番，内监与文属充副佥〈官名〉，属吏六十人。自此政权尽归六番，而部寺徒为虚社矣。”
- ^ 《雨中随笔》(卷下.官名)
- ^ 张文亮《越南后黎朝后期的“黎皇郑主”体制》页24-26”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二十一):“凡诏器皆称大王，则太祖辰之未称帝已明。至如太宗、仁宗称号，虽无明文，然圣宗即位，至是八年矣，群臣始请上帝号，则太宗、仁宗以前皆称王号可知也。”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初七日、玉麻府土官琴丽来朝、进贡方物、盖仿古者方岳之礼。”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三)：“哀牢贡方物。”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二十二)：“帝既平占城，威震绝域，西方诸酋莫不率服。哀牢遣使臣郎俪赍方物来献。镇宁府土官琴公、顺平州土官道贰及其弟道童、攸朴峒知州道虑，各以雄象、方物来贡。”
- ^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页60-61
- ^ 《议处安南事宜》:“黎龙伪名浚，黎口口牵伪名敬，黎璇伪名谊，黎滢伪名晭，黎掎伪名𬤝。的名以事神祇，伪名以事中国，习相悖谬，致成乱阶，竟至微弱。”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十一月、遣使如明、杨文旦、范鉴、黄仁等岁贡。”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九月二十一日，遣陪臣丁兰、阮复、阮德𬨎等如明奏事”
- ^ 《李朝实录成宗实录》：“臣尝闻姜希孟朝天而还，驰到义州，夜半犹不闭城门...”
- ^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页149
- ^ 《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六)：“行人司行人王勉下锦衣卫狱。先是勉奉命广西等处勘处安南事情，既还，上言安南国王黎灏久蓄不臣之心，僭立年号，擅兴征伐，请兵往正其罪，事下兵部。以勉希求进用，引启边衅，当治罪。从之。”
- ^ 叶少飞《十六至十七世纪越南日本古文书中的“真”“假”国王与东亚世界秩序》
- ^ 《明史列传第二百九》:“诏未至，通已弃交阯，由陆路还广西，中官山寿、马骐及三司守令，由水路还钦州。凡得还者止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
- ^ 《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四):“侍郎李琦等使交址还。黎利遣头目陶公僎等，贡金银器皿及方物，且奏云:钦蒙 圣谕，土官军民之家有藏匿朝廷官吏军人及其家属、军器者悉送还。臣伏惟前者官军征讨除已死伤外，止存军官二百八十人、民官及吏一百五十七人、旗军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人、马一千二百匹。臣谨具名籍，给馈饷、备舟船，与在官财货、军器等物及凡家口并已装载回还，秋毫不敢有犯...”
- ^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
- ^ 《震泽集》(卷11):“昔在宣宗，始命安南自为国，而安南奉正朔益虔，间岁则贡，继世则请”
- ^ 《屠康僖公文集》(卷5)：“(安南)数十年来，职贡必修，传世必请，君命之临必畏，天使之辱必敬，亦不敢踵宋元之故辙。”
- ^ 《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二》:“朕祗膺天命，统御下民，覆载之间，咸图康靖，矧尔安南，密比疆场。其权署安南国事黎利子麟继承以来，克勤克慎，事上抚下，罔有怠违，今特封为安南国王，授以印章，俾永绥尔一国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意。”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一):“印重百两，纫象骆驼，以金为之”
- ^ 《梁大王》抄本，越南汉喃院馆藏，编号 VHv.1845，页 2
- ^ 《髹漆技艺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 ^ 《明史列传第二百九》(外国二 安南)：“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
- ^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页59-75
- ^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四十八》:“上命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子孙世袭，别给银印...”
- ^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页89-93
- ^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页103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八):“二月，睁明帝幸驾驻跸于南宁城，有敕谕王，资其兵象粮铳，以助恢剿。”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八):“夏，五月，阮仁政等候明使斋封印到关，乃命礼部尚书少保杨郡公阮宜与户部左侍郞阮寿春，佥都御史同仁泒，户科都给事中阮策显，提刑张论道，吏科给事中阮文广等迎接回京。明使行颁封礼，宣制文曰：“朕惟帝王之兴，务先柔远，春秋之义，独奖尊王。昔我皇祖，疆理天下，海隅日出，尽入版圔，惟尔安南，独承声敎，礼乐衣冠，渐为风俗，其食国家之恩者百世，贻子孙之庆者数传，尔都统司黎，贤良夙昭，恭顺不懈，宜德服龙荒，而声驰象魏。当我隆武皇帝御极闽甸，尔独航海来王，惟国家不宝远物，臣人亨贽，祇嘉事大之诚，念要荒亦吾赤子，锡社分藩，所谓柔远以德。朕以神宗皇帝嫡孙，为四海臣民推戴，缵承大统，抚临万方，远慕唐帝协和之风，近想汉宣兼临之盛，値玆丑类犯顺，为我薄海同簪，楚蜀之壮士云兴，吴越之义旗响应，灭此胡虏，绥彼四方，嘉尔忠诚，深予眷注，是用遗词臣潘琦，科臣李用揖持节封尔为安南国王。鸣呼，荤服奉帝天之命，圭璧余燕翼之休，君尔国，子尔民，耕桑亦属帝德，荒服王宾服享，共球无怠前修。朕惟汉家铜柱之封，永绥南服，夏后涂山之会，再见中原，钦哉。”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八):“冬，十月，明差官捧斋敕印来，封清王为副国王，其文曰：“朕惟祖宗肇有区夏，敎誔敷，礼信外藩，以广国家屏翰。尔安南王黎氏，介在南服，世奉车书，戴德怀忠，钦承靡替，原其所致，则惟尔辅国政郑梉乃祖乃父，后先同德，匡持翼赞之功，载在译传，夙昭国盟，传至尔榭，功名盛着，夷属倾心，匡主庇民，克修厥职，朕所鉴知。迩者朕跸粤西，锐图光复，忧勤宵旰，五载于玆，今川楚诸勋臣，相次入扈，大师率止，万灶云屯，我军大振。向之环兵入卫者，已经次第引去，而尔郑橄奉表称贡，自春徂秋，接踵间关，罔敢废坠，朕甚嘉之，虽排抑有徒，朕不为间，是用特崇殊典，晋封尔为安南副国王，锡之敕印，尔其祇受，以裕来玆，于戏朝廷置外藩，所以抚要荒弘捍蔽，承平则渐濡德敎，戡定则翊赞明威，维翰维城，无分中外，尔懋膺宠锡，务益忠贞，来辅黎氏，永修职贡，作朕南藩，永世勿替，钦哉。”
- ^ 《明末滇南纪略》页126
- ^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十八):“己卯。礼部题、今岁安南国黎维禧、例当进贡。所受伪永历敕印、屡谕缴送、迟久未至、始称无缴送之例、今复欲委官临关、当面销毁、殊非尊奉天朝之礼。请敕广西督抚、移文再行晓谕、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从之”
- ^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十九):“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疏报、安南国黎维禧、缴送伪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上嘉之。命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为册封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
- ^ 叶少飞《十六至十七世纪越南和日本古文书中的东亚世界秩序》
- ^ 《国朝前编撮要》(卷之一):“由是清人及西洋、日本、阇(缺字)诸国商船凑集，汉风渐被焉。”
- ^ 蒋国学《越南南河阮氏政权海外贸易研究》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9. ISBN 9787510028892.
- ^ 张崑将《越南“史臣”与“使臣”对“中国”意识的分歧比较》
- ^ 罗乐然《绿鸭朱鸢千万里──明清时期安南、朝鲜 赴华使节的文化交流与竞争》
- ^ 鱼叔时《稗官杂记》
- ^ 《朝鲜王朝成宗康靖大王实录》:达城君 徐居正卒。 辍朝、吊、祭、礼葬如例。 居正，字刚中，庆尚道 大丘人...庚辰，移吏曹参议，以谢恩使赴京，于通州馆遇安南国使梁鹄，乃制科壮元也。 居正以近体诗一律先之，梁和之，居正即酬连十篇，梁叹服曰: “真天下奇才也。”
- ^ 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
- ^ 李睟光《芝峰先生文集》
- ^ 李商凤《北辕录》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十五日，修田簿户籍等务。旨挥各府县镇路、踏勘泽洲田土，并金银等穴，并本山出产及旧额税，及势家人民绝嗣，皆入为官迯军等项田土，至己酉年二月中旬上呈。戊申籍己酉簿，癸丑年四月造簿籍，并开出伪官逐项。 ”
- ^ 陈文源《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八月，圣旨犯偷籴珠及私铸铜钱罪，首从有差。”
- ^ 陈文源《大越史记全书》洪德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 ^ 黄英俊《17世纪末东亚贸易背景下的北河瓷器贸易》
- ^ 李塔娜《16-17世纪越南北部海外贸易与社会变迁初探》页4
- ^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八)
- ^ 李塔娜《16-17世纪越南北部海外贸易与社会变迁初探》页3
- ^ 黎贵惇的《大越通史》中，“至明”作“至仁”。
- ^ 英宗是黎除后人，继位之前，家族定居东山县布卫社。自英宗开始，黎朝皇帝不再葬在蓝山，而是葬在布卫社及其附近。
- ^ 引《黎朝帝王事业》·例祭奉事·显光殿
- ^ 华岳陵在东山县布卫社，阮朝明命年间所立石碑称为“华嵩陵”。
- ^ 《越史续编》卷二十<敬宗惠皇帝>：“……（郑松）次日早召诸臣曰：‘天变不虚生，不意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诸臣皆曰：‘圣上至德，帝行不道，自绝于天。葬祭礼宜减削。’王曰：‘我心不忍。’命仍用天子礼。廷议不当入庙，立别殿享祀，谥为简辉帝，葬布卫陵。”
- ^ 华峦陵在东山县布卫社，又称“布卫陵”，阮朝明命年间所立石碑称为“华蛮陵”。
- ^ 花浦陵在东山县布卫社富谷村，又称“富谷陵”，阮朝明命年间所立石碑称为“华浦陵”。
- ^ 原葬古都陵，后迁至金石陵。
- ^ 非谥号，仿中国《明史》称明惠宗朱允炆为“建文帝”、明代宗朱祁钰为“景泰帝”的例子，在《后黎时事纪略》中称“永庆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