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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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 1961年5月28日,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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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 | 彼得·本南森 |
创始地 | 英国 |
类型 | 非政府组织 |
法律地位 | 非政府组织 |
总部 | ![]() |
服务地区 | ![]() |
方法 | 会员及支持者行动、良心呼吁 |
会员 | 逾700万会员及支持者 |
重要人物 | ![]() |
收入 | 309,000,000 欧元 (2018年) ![]() |
捐款 | 1,962,387 欧元 (2019年) ![]() |
目标 | 人权监察、全球政策倡议 |
口号 |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盏烛光 |
奖项 | 诺贝尔和平奖、Barcelona Medal of Honor[*]、联合国人权奖、伊拉斯谟奖、格武赞人权奖[*]、欧洲人权奖、Hans Böckler Preis[*]、Free Your Mind[*]、奥洛夫·帕尔梅奖、乔治·波尔克奖[*]、Honorary Member of the Order of Liberty[*]、Four Freedoms Award – Freedom of Speech[*] |
网站 | www |
国际特赦组织(英语:Amnesty International,缩写为AI;又称为大赦国际),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英国伦敦,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全球拥有大约七百万成员及支持者。该组织的工作方针是对人权状况进行调研,采取相应行动,寻求终结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们伸张正义。[1][2][3]
国际特赦组织于1961年由彼得·本南森在英国伦敦宣告成立,同年5月28日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题为《被遗忘的囚犯》的文章。[4]国际特赦旨在让公众更多地去关注侵犯人权的事件,以及依照国际法准则及其精神而举办的各类活动;[1]亦旨在动员公众舆论,对侵犯人权的政府施加压力,以期改变。与此同时,国际特赦也对各国实行的死刑制度进行了批评,认为死刑制度就是对人权“最为终极”、“最为彻底”的否定。国际特赦组织因其进行的反酷刑运动和所做出的贡献,荣获197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亦获得了1978年的联合国人权奖。[3]
历史
[编辑]1960年代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由英国律师彼得·本南森于1961年在伦敦创立。根据其自述,他本人其实是一位英国籍犹太裔基督徒律师[5],在1960年11月19日在乘坐伦敦地铁的时候,边读着报纸。他读到了一则新闻,说有两名来自葡萄牙科英布拉的学生,仅仅因为喝了一杯为自由与解放而干杯的酒,就被葡萄牙当局判处七年监禁[a][6],但之后这则消息却无从考证了[a]。而葡萄牙在1960年由“第二共和国”(又名新政权)独裁统治,其意识形态是威权主义和反共主义,并且将境内一切“敌人”都视为“反葡分子”。在《被遗忘的囚犯》一文中,本纳森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 | 每天当你翻开报纸,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总有些地方,有些人,仅仅因为个人观点和宗教信仰在官方看来不可接受,就被监禁,被施以酷刑,乃至被处决。而报纸的读者都会强烈地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倘若这种无助的感受汇聚成一股行动的力量,那么情况将有所转机。[4] | ” |
1970年代
[编辑]上世纪70年代主导国际特赦组织的人物是肖恩·麦克布赖德(Seán MacBride,爱尔兰外交家)和马丁·恩纳尔斯(Martin Ennals,英国人权活动人士)[7],国际特赦组织在为政治犯发声的同时,也将其关注范围扩展到了公正审判及未经判决而长时间拘留的现象(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国际特赦也相信,政府对犯人动用酷刑的原因无非就是想获取到他们想要的信息,或者依靠这种恐怖行为来打压异见,或两个原因都有。该组织并担忧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手段、器械和实施方法,会从一个超级大国出口到其他国家,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一些做法。
1980年代
[编辑]80年代,国际特赦组织却遭到了多国政府的批评和质疑。苏联就称国际特赦组织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摩洛哥政府说国际特赦是违法分子的捍卫者,而阿根廷政府直接禁止掉了国际特赦1983年的年度人权报告[8]。而在整个1980年代,国际特赦仍然持续致力于代表政治犯,反对酷刑。
1990年代
[编辑]在90年代,国际特赦组织在持续发展与壮大,约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七百万名成员[9]。同时,国际特赦也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例如,1992年成立了国际特赦南非调查组,向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施压,同时也终结了对非洲大湖地区(东非大裂谷周围地区)进行的军售,以及死刑。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特赦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些特定的群体身上,如难民、少数族群、少数宗教群体、妇女等等。
2000年代
[编辑]2000年之后,国际特赦组织的日程计划主要转向到研究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10],以及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各界的反应与动作。全球化问题使国际特赦的一些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工作范围也扩展到了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等方面,而这些方面是国际特赦以前拒绝涉足的,国际特赦感到进行转型是十分重要。
现况
[编辑]支持
[编辑]现时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或地区已有超过700万名会员及支持者,是全球最大的在地人权组织[11]。根据其组织章程,国际特赦组织以“人人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国际人权标准所楬橥之所有权利”为愿景,透过研究、调查与倡议行动,以预防或阻止一切侵犯人权的行为[12]。
在各种国际人权组织当中,国际特赦组织的历史最悠久,也最著名。许多人认为它是人权运动的楷模[13]。该组织以其对国际人权的卓著贡献而获颁1977年诺贝尔和平奖 、1978年联合国人权奖。
批评
[编辑]印度学者艾伦·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等著《NGO与颜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书调查指出[14],以NGO外衣为西方利益服务和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因为采取双重标准: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爱尔兰独立运动人士遭镇压、南非种族隔离、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等事件上长期刻意消音,却对某些国家的事件有出乎寻常的热情。为本书中文版写序的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认为国际特赦组织本质与无国界记者等国际组织一样,这些NGO的目的都有制造别国内乱的动因,[15]为欧美制造武力或非武力干预的借口,最后在当地扶植一个亲西方政权、或是退一步至少让其陷入动荡与无法发展,减少西方的竞争者数量。[16]
伊利诺伊大学国际法学者法兰西斯·波义耳(Francis A. Boyle)曾任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董事,他长期致力批判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他在《NGO与颜色革命》指出:由于国际特赦组织董事会和捐助者的亲以色列倾向、以色列与英国的金流关系,国际特赦组织及其美国分会对于195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屠杀和军事行动无所作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波义耳说,“国际特赦组织背后的首要动力不是人权、而是政治,其次是宣传,再次是金钱,然后是增加成员,接下来是内部势力争斗,再接下来才是对人权问题的真正关心”;国际特赦组织高层是“由帝国菁英组成的不断自我延续的小圈子”,高层间接支持英美与以色列的政策,使基层人员“忙于一些没有意义的事,直到耗掉他们对人权事业的热情”[17]。
侧重关注监督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非政府机构NGO监察员指出, 国际特赦组织打破自己定下的规则,接受了政府资助,以及其研究员带有偏见[18]。
2023年5月26日,国际特赦组织发声明指责称[19],维吾尔族学生阿不都热合曼·阿不都外力(Abuduwaili Abudureheman)于当月10日由韩国首尔抵达香港后,疑在机场遭中国警方拘留审讯并持续失去联络,命运令人担忧[20]。香港政府27日晚发声明否认事件,称没有该名人士的入境或被拒绝入境纪录,要求国际特赦组织就不实言论道歉[21][19]。29日,阿不都外力的大学指导老师兼学院院长对韩国媒体称,阿不都外力没去香港,正安全身处韩国且每天都与他联系[22];国际特赦组织当日表示正尝试独立确认其下落[23]。5月30日国际特赦组织声明确认,已与该学生联络,他表示自己未曾抵港[24][25][26]。
原则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的核心原则是关注良心犯,即那些因非暴力手段被监禁或被阻止表达意见的人。除了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的承诺外,国际特赦组织的创始原则还包括不干预政治问题、坚定承诺收集有关各种案件的事实和促进人权[27]。
目标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在1961年成立时,以救援各国的“良心犯”为主要目标。五十余年来,其任务逐渐扩及禁止酷刑、废除死刑[28]、保护难民、移民与寻求庇护者、阻止滥刑、滥杀与强迫失踪、堕胎除罪化、阻止针对妇女及LGBT的暴力、提倡宗教间和睦、乃至经济、社会与文化诸权利[29]。当前,其主要目标包括:捍卫言论自由、保护妇女权利、追究危害人类罪行和要求侵犯人权的企业负起责任。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人权是不可分割的与互相关联的,并致力于通过人权教育计划,和努力争取批准人权条约的活动来促进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国际标准中载明的所有人权。
该组织称“态度公允”,“不受任何政府、政治派系或宗教派系的支配”;“该组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政府或政治制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受害者的观点,尽管它致力于保护受害者的权利”;该组织“唯一关心”的是“保护每个案件中涉及的人权”,它“既不考虑政府和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如何,也不考虑个人的信仰如何”;该组织“并不按各国的人权纪录而将其分级分等,也不企图进行比较,而是集中精力去努力终止那些违反人权的特定案件”[30]。
国际特赦组织的其他目标还包括:
- 停止未经合法程序的刑罚与处决
- 维护囚犯权利,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 保证所有政治犯获得即时及公平的审判
- 停止征用童兵
- 为社会上边缘群体争取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利
- 保护人权捍卫者
- 停止在任何武装冲突中的非法杀戮
- 社会运动者及记者的失踪案件
- 女性、原住民以及LGBT及多元性别者的人权
- 难民、移民以及无身份者之权利
- 劳工工会以及工人人权
- 停止非法拘禁以及酷刑、虐待
资金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指明其资金主要来自其全球会员的会费和捐款,不接受来自政府或政府组织的捐赠[31]。然而,该组织在过去十年中获得了英国国际发展部[32]、 欧盟委员会[33]、 美国国务院[34][35] 和其他政府或政府组织的资助[36][37]。
出版物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的出版物(报告)主要有:国际特赦组织年报及全球死刑报告,每年定期出版,并配有纸质版和电子USB记忆棒两种商品可供读者购买。
《2013死刑处决和判决报告》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2014年3月发布《2013死刑处决和判决报告》( Death sentences & executions in 2013),全文分7个章节,共计56页,针对全球死刑执行现状做出了年度分析和总结。
这份新的报告中说,2013年22个国家共有778人被执行司法处决。该项统计不包括中国、朝鲜等把死刑人数列为机密的国家,因为此类信息在这些国家是机密文件,报告指出,去年全球死刑人数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伊朗、伊拉克以及沙特阿拉伯执行死刑的人数增多,在伊朗,官方正式承认的人数为“至少369人”,但有“可靠消息来源”报道说这一数字还要再增多335人,该组织统计,在伊拉克,至少有169人被执行死刑,沙特阿拉伯为至少79人。[38]
报告列出的内容中,其中公开处决发生在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和索马里。行刑方式上,包括了沙特阿拉伯的斩首,美国的电刑,中国、越南和美国的注射死刑,还有一些国家被指仍在使用绞刑和枪决。此外,报告说明,去年未有石刑(Stoning)处决的报道。[39]
《2016死刑处决和判决报告》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未计中国在内,2016年全球至少有1,023人被处以死刑,比前年大跌近4成。组织利用中国大陆搜索引擎“百度”翻查报道,发现过去3年有近千宗死刑报道,但中国大陆官方数据库只公开85宗,组织批评当局依然将数据列为机密,外界难以得知实际死刑宗数,违背北京近年称要公开透明的原则[40]。
批评与争议
[编辑]对大赦国际的批评包括发表不正确的报告,与人权保护记录可疑的组织联系,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偏见,以及组织内部的制度歧视问题。2019年两名工作人员自杀后,大赦国际进行了内部审查,并报告了内部糟糕的工作环境,包括欺凌和歧视案件。自报告发布以来,世界各地的多名工作人员谈到了大赦国际的系统性的虐待。[41][42][43]
许多国家批评国际特赦组织对它们的批评,包括澳大利亚;[44]捷克共和国;[45]中华人民共和国;[46]刚果民主共和国;[47]埃及;[48]印度;伊朗;以色列;[49]摩洛哥;卡塔尔;[50]沙特阿拉伯;越南;[51]俄罗斯;[52]尼日利亚[53]和美国。[54]他们声称单方面报告或未能将安全威胁视为一种原因。这些国家以及其它批评国际特赦组织的国家政府一直是国际特赦组织表达的人权关切的主题。
内部争议
[编辑]2019年职场霸凌报告
[编辑]2019年2月,国际特赦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发布一份独立报告指出职场霸凌的“有毒文化”后提出辞职。在调查了2018年两起自杀事件后,发现了霸凌、骚扰、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证据:2018年5月,30岁的大赦国际资深人士盖坦·穆图在巴黎自杀;2018年7月,28岁的实习生罗莎琳德·麦格雷戈在日内瓦自杀。[55]
2019年的一分外部委托报告指出,欺凌、公开羞辱和其它滥用权力的行为是管理层的常见做法。[56][57]它还声称,员工中对大赦国际的高级管理层严重缺乏信任。到2019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秘书处高级领导团队的七名成员中有五名成员辞职。在国际特赦组织没有一名对欺凌行为负责的经理被追究责任后,一群工人请求国际特赦组织主席库米·奈杜辞职。2019年12月5日,奈杜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去了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的职务。[58][59][60]
2019年预算危机
[编辑]2019年5月,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承认,到2020年底,该组织的预算缺口高达1700万英镑。为了应对预算危机,奈杜向员工宣布,作为紧急重组的一部分,该组织总部将裁减近100个工作岗位。英国最大的工会联合工会表示,裁员是“该组织高级领导团队超支”的直接结果,并且“尽管收入增加”。国际特赦组织担心,低收入员工的裁员将最为严重。在前一年,国际特赦组织收入最高的23人的总收入为260万英镑,平均每年11.3万英镑,要求重新审视组织中是否有必要有这么多经理。[61][62]
2019年两名工作人员自杀后,国际特赦组织的预算危机被公开。随后对工作场所文化的独立审查发现,在重组过程后,该组织处于“紧急状态”。授予前高级管理层的离职补偿金额引起了其他工作人员的愤怒和大赦国际成员的强烈抗议,并导致奈杜于2019年12月辞职。[63][64][65]
2020年秘密支出
[编辑]2020年9月,《泰晤士报》报道称,国际特赦组织为盖坦·穆图在工作场所自杀支付了80万英镑的赔偿金,并要求他的家人对这笔交易保密。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处与的他妻子达成了审前协议,条件是她签署保密协议,对交易保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与媒体或社交媒体讨论解决方案。这一安排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批评,人们问为什么像大赦国际这样的组织会宽恕使用保密协议。女权主义倡导组织非政府组织“安全空间”的联合创始人沙伊斯塔·阿齐兹在推特上质疑为什么“世界领先的人权组织”会雇佣这样的合同。资金来源不明。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向他家人支付的款项“不会来自捐款或会员费”。[66][67]
2021年系统性偏见指控
[编辑]2021年4月,《卫报》报道称,大赦国际的工作人员指控高级职员存在系统性偏见和使用种族主义语言。[68]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秘书处的内部审查报告于2020年10月发布,但未向媒体发布,记录了工作人员报告的多个涉嫌种族主义的例子,其中包括种族诽谤、系统性偏见、对宗教习俗的争议评论。
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的工作人员也声称存在种族歧视。该报告还记录了种族诽谤“黑鬼”的使用情况,员工对其使用的任何反对意见都被淡化了。截至2021年4月,总部位于英国的非洲之角活动家凡妮莎·泽海耶拒绝发表评论。
2022年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报告
[编辑]2022年6月,管理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长达106页的独立调查得出结论,英国大赦国际(AIUK)表现出制度性和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份报告被国际特赦组织完全接受,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于2022年4月公布了调查结果。GHPO的独立调查发现,UKAIUK“未能将反种族主义原则融入其自身,并在组织内部存在霸凌问题。”[69][70]
GHPO的报告包括组织应采取的改进措施的建议。报道称,AIUK表示“接受所有建议”,鉴于该非政府组织多年来表现出的反犹太种族主义,“媒体”坚持将大赦国际描述为“领先的人权组织”是有问题的。”[71]
奈伊拉证词
[编辑]1990年,当美国决定是否入侵伊拉克时,一名科威特妇女向美国国会作证说,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她的一些家人离开了这个国家,而她了留下来。她说自己在当地一家医院做志愿者时,伊拉克士兵偷走了装有孩子的保温箱,任由他们冻死。在科威特调查的国际特赦组织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在西方媒体中传播。该组织还将抢劫案中死亡的儿童人数夸大到300多人,超过了该国城市医院可用的孵化器数量。她的证词在ABC新闻的和NBC晚间新闻播出,估计有3500万至5300万美国人收看。七名参议员在支持使用武力的演讲中引用了她的证词。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乔治·布什总统至少重复了这个故事十次。她对暴行的描述有助于激起美国支持参与海湾战争的舆论。战争结束后,人们发现她的证词完全是伪造的,“奈伊拉”实际上是科威特驻美国代表的女儿,她在负责组织听证会的亲战智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72]
以色列
[编辑]2010年,国际特赦组织芬兰分会主席称以色列为nilkkimaa,这是一个贬义词,有“渣滓国家”、“蠕变国家”或“朋克国家”的不同翻译。约翰逊坚持自己的说法,称这是基于以色列“一再蔑视国际法”,以及他自己与以色列人的个人经历。当一位记者问他,地球上是否还有其它国家可以用这些术语来描述时,他说他想不出任何国家。[73][74]
2021年4月,国际特赦组织与新任秘书长阿涅斯·卡拉马尔在2013年写的一条推文保持距离,该推文写道:“《纽约时报》的采访[原文如此],他承认亚西尔·阿拉法特是被谋杀的”;国际特赦组织回应说:“这条推文是匆忙写的,是不正确的。这并不反映大赦国际或阿涅斯·卡拉马尔的立场。卡拉马尔本人并没有删除这条推文。[75][76][77]
2022年3月11日,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办事处主任保罗·奥布莱恩在一次私人活动上表示:“我们反对以色列应该作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被保留下来的想法,我认为这是辩论中关乎生存的一部分”,同时补充道:“国际特赦组织对任何问题都不持政治观点,包括以色列国的生存权。”,犹太人可以称之为家。”2022年3月14日,众议院所有25名犹太民主党人发表了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谴责奥布莱恩,称他“在几个世纪以来试图否认和篡夺犹太人独立机构的人名单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及“谴责这一行为以及任何否认犹太人民控制自己命运的反犹太主义企图。”2022年3月25日,奥布莱恩写信给犹太国会议员:“我很遗憾代表了犹太人民的观点。”[78][79][80][81][82][83][84]
俄罗斯
[编辑]国际特赦组织于2012年将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指定为良心犯。然而,在2021年2月,由于对纳瓦尔尼在2007-2008年发表的视频和亲民族主义言论进行游说,据称这些言论构成了仇恨言论,国际特赦组织剥夺了纳瓦尔尼的政治地位。西方媒体将大赦国际的决定描述为“俄罗斯国家宣传的巨大胜利”,这破坏了大赦国际对纳瓦尔尼获释的支持。2021年5月,纳瓦尔尼被重新指定为良心犯。大赦国际为做出这一决定道歉,并表示“通过确认纳瓦尔尼的良心犯身份,我们并不支持他的政治纲领,而是强调俄罗斯当局迫切需要承认他的权利,包括获得独立医疗的权利,并采取行动”。[85][86][87][88][89][90][91]
英国
[编辑]2010年CAGE争议
[编辑]2011年艾琳·汗奖金
[编辑]2019年库尔德绝食
[编辑]乌克兰
[编辑]奖项和荣誉
[编辑]1977年,大赦国际因“为确保自由、正义以及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92]
1984年,国际特赦组织在言论自由类别中获得了四大自由奖。[93]
文化影响
[编辑]人权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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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阴谋》是1986年6月大赦国际在美国举行的六场慈善音乐会的短期巡演。这次旅行的目的不是筹集资金,而是提高人们对人权和大赦国际成立25周年工作的认识。这些节目由U2乐团、史汀和布莱恩·亚当斯领衔,彼得·盖布瑞尔、卢·里德、琼·贝兹和内维尔兄弟也参与其中。在每个城市的新闻发布会上和媒体活动中,以及通过音乐会上的音乐,艺术家们与公众就人权和人类尊严的主题进行了接触。这六场音乐会是后来统称为“人权音乐会”的第一场音乐会,这是国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于1986年至1998年间举办的一系列音乐活动和巡演。
人权现在!是1988年,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举办了20场慈善音乐会,为期六周。举办这些节目不是为了筹集资金,而是为了提高人们对《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纪念和大赦国际工作的认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E街乐队、斯汀、彼得·加布里埃尔、特蕾西·查普曼和尤素·恩杜尔,以及来自举办音乐会的每个国家的特邀艺术家。
大赦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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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标志结合了受谚语“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启发的两个图像。蜡烛代表了该组织为揭示世界各地关押政治犯的事实所做的努力,以及为囚犯带来公平待遇和释放希望的承诺。铁丝网代表了被不公正地关进监狱的人的绝望。[94][95]
该标志由戴安娜·雷德豪斯于1963年设计,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第一张圣诞卡。[96]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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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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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ars, Kirsten. The Rise and Rise of Human Rights. Sutton Publishing Ltd. April 2002. ISBN 978-0-7509-2755-0.
外部链接
[编辑]- 国际特赦组织 - 中文官方网站
- 国际特赦组织是否有所偏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2年丹尼斯·伯恩斯坦博士与法兰西斯·波尔博士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