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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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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被失蹤）
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期间，失踪家庭的妇女在政府大楼前集会

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1]，强迫失踪（Forced disappearance）是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秘密警察、情治单位等组织进行的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受害者所被施以的强迫失踪又可以称为“被消失”。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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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强迫失踪构成反人类罪。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英语：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强迫失踪常常意味着谋杀。受害者遭到绑架、非法拘禁，还常常在审讯中遭受酷刑(若受害者为女性，更会遭到强奸)；受害者被杀害，尸体被藏匿起来。典型情况下，谋杀是秘密进行的，尸体被肢解或被火化以免被人发现，因此受害者就此人间蒸发。犯下谋杀罪的一方可以否认罪行，因为没有人能提供受害者死亡的证据。

造成政治对手失踪也是独裁政权在民众中制造同谋关系的一种方式。即使如此，由于难以公开对抗一个从事秘密谋杀的政府，于是大家装作一切都很正常，正如阿根廷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的情况一样，如肮脏战争。

曾经发生过大规模强迫失踪案例的国家/地区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智利、哥伦比亚、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德国、中华民国（包含台湾）、危地马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印度、伊拉克、伊朗、墨西哥、摩洛哥与西撒哈拉、朝鲜、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巴基斯坦、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斯里兰卡、叙利亚、巴勒斯坦、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国等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部分曾经或当前由军政府或是由单一政党进行威权统治；部分被极端恐怖组织盘据或控制，导致冲突与战争不断；亦或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反恐需要，进行的大规模关押，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是构成强迫失踪发生的关键。

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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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人权法，自《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3]以来，国家造成的失踪被称为强迫失踪。例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强迫失踪定为反人类罪。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英语：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专门应对了这一问题。一些国家还表示武装冲突中出现的强迫失踪可以构成战争罪，例如第三帝国的夜与雾行动。

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也规定广泛或系统的强迫失踪构成反人类罪。这赋予了受害者家人寻求补偿以及要求获知其亲人失踪真相的权利。公约规定任何人都有不遭受强迫失踪的权利，而且失踪者亲属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公约中包含一些关于预防、调查和制裁这一罪行的条款、有关受害者及其亲属权利的条款，以及关于非法劫持遭受强迫失踪儿童的条款。公约进一步规定了在镇压这种罪行以及应对这一罪行的人道影响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义务。公约设立了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负责在国际上执行重要的监督和保护职能。目前，强迫失踪国际联盟正在推动该公约获得所有国家的批准。

失踪有两个作用：不仅使那些失踪的敌人和批判者无法发声而且还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制造不确定感和恐惧，致使那些可能反对和批判的人也不敢发言。失踪涉及对许多基本人权的违反。对于失踪者而言，包括获得自由、个人安全和人道对待（包括免受酷刑）的权利，受到公正审判，接受法律咨询，获得同等法律保护的权利，以及无罪推定的权利等。通常他们的家人一辈子都要寻找失踪亲人的消息，他们也是受害者。

国际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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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信息：罗马规约与反人类罪

根据《罗马规约》，即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文件，当强迫失踪行为作为针对任何平民群体的广泛或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并且行为人明知该攻击的存在时，该行为构成反人类罪。《罗马规约》对强迫失踪的定义不同于国际人权法的定义：[4]

强迫失踪是指国家或政治组织实施或在其授权、支持或默许下实施的逮捕、拘留或绑架行为，并随后拒绝承认对这些人员的自由剥夺，或拒绝提供有关这些人员的下落或命运的信息，从而使他们长期处于法律保护之外。

——（第7条第2款(i)）[4]

法律发展史与国际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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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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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失踪犯罪的历史可追溯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所确立的权利。这一宣言于1789年8月26日由法国大革命后新成立的政府制定，其中第7条和第12条已涉及相关内容：[5]

第7条：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和方式外，任何人不得被指控、拘留或监禁。凡是要求、协助、执行或执行任意命令者，均应受到惩罚……[5]

第12条：人权和公民权的保障需要一支公共力量。因此，这支力量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设立，而不是为了掌权者的私人利益。[5]

进入19世纪，随着战争技术的进步，战斗人员的死亡率上升，同时对平民的伤害也日益严重。在西方社会，人道主义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最早的人道组织——1859年成立的红十字会，并推动了1864年《日内瓦公约》，首次在国际层面对战争中的暴行和犯罪进行定义。[6]

1946年，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夜雾命令”（Nacht und Nebel），这是强迫失踪犯罪的一个重要先例。该审判听取了20名被纳粹德国视为安全威胁人士的证词，他们曾在纳粹占领的欧洲领土上被逮捕并判处死刑。然而，这些人并未立即被处决，而是被秘密押送至德国，例如纳茨魏勒-施特鲁霍夫集中营（Natzweiler-Struthof），最终失踪，官方亦未提供任何关于其下落和命运的信息。这一做法符合夜雾命令第III条的规定：[7]

III. ……如果德国或外国当局询问这些囚犯，应告知他们囚犯已被逮捕，但案件程序不允许提供进一步信息。[7]

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因执行希特勒颁布的夜雾命令而被判刑。然而，由于当时尚未确立强迫失踪为反人类罪，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仅判定其战争罪罪名成立。[7]

自1974年以来，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成为最早关注强迫失踪现象的国际人权机构。这一问题首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是因为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事政变后出现的大量失踪案例。[8]

1976年2月4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调查该国人权状况的工作组报告》中，首次详细记录了此类案例。其中提及，一名法裔智利人阿方索·尚弗罗（Alfonso Chanfreau）于1974年7月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被捕，随后失踪。[9]

实际上，早在1975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涉及塞浦路斯冲突的决议中，就使用了“下落不明者”（persons unaccounted for）或“失踪但未得到合理解释者”（persons whose disappearance was not justified）等术语，以描述因武装冲突导致该岛分裂而出现的失踪现象。[10]

此后，联合国大会于1975年12月先后通过关于塞浦路斯和智利问题的两项决议，[11] 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正式关注强迫失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1977年与1979年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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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联合国大会在其第32/118号决议[12]中再次讨论了强迫失踪问题。到那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已发起国际呼吁，并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13]，促使联合国大会于1978年12月20日通过第33/173号决议，该决议首次明确提及“失踪人员”（missing persons），并要求人权委员会提出适当的建议。

1979年3月6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准任命费利克斯·埃尔马科拉（Felix Ermacora）和瓦利德·M·萨迪（Waleed M. Sadi）为专家，以研究智利强迫失踪案件的情况。然而，萨迪因政治压力辞职[14]。二人于1979年11月21日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调查报告，其中埃尔马科拉的报告成为该犯罪行为的法律研究基石，提出的一系列结论和建议后来被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采纳。[15]

与此同时，同年10月31日，美洲国家组织大会（OAS）通过了一项关于智利的决议，宣称强迫失踪的做法是“对整个半球良知的冒犯”。[16]此前，该组织于1979年9月派遣美洲人权委员会赴阿根廷考察，并证实阿根廷连续执政的军事政府系统性实施了强迫失踪。然而，尽管非政府组织和受害者家属组织不断呼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该决议在阿根廷政府的压力下，仅仅敦促失踪案件发生的国家避免通过或执行可能妨碍失踪调查的法律。[17]

埃尔马科拉的报告发表后不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纳了其中一项提案，并在1980年2月29日决定设立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WGEID）。这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的首个专题机制（thematic mechanism），也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专门处理政府实施的强迫失踪案件，并向人权委员会和各国政府提出改善对失踪人员及其家属的保护措施，以及预防强迫失踪的建议。[18]

自此，多个国际法律机构开始受理强迫失踪案件，并通过司法判决建立了针对该犯罪的具体法理体系。[18]

1983年美洲国家组织（OAS）决议及首次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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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于1977年成立，负责监督缔约国履行其义务的情况。该委员会于1982年3月和1983年7月先后作出两项判决，谴责乌拉圭政府对爱德华多·布莱尔（Eduardo Bleier）和埃琳娜·金特罗斯·阿尔梅达（Elena Quinteros Almeida）的强迫失踪行为。[19]

布莱尔是乌拉圭共产党前成员，曾居住在匈牙利和以色列，1975年在蒙得维的亚被捕后失踪。[19] 金特罗斯则在1976年6月于蒙得维的亚的委内瑞拉大使馆被捕后失踪，该事件导致乌拉圭与委内瑞拉中断外交关系。在这些判决中，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多个条款，尤其是“人身自由和安全权”、“被拘留者应受到人道待遇并受到其作为人的固有尊严的尊重的权利”以及“每个人的法律人格应受到承认的权利”。在金特罗斯案中，委员会首次裁定失踪者的亲属同样应被视为受害者。

1983年，美洲国家组织（OAS）在其第666 XIII-0/83号决议中宣称，任何强迫失踪行为都应被认定为反人类罪。[20]

几年后，在1988年和1989年，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作出了首批判决，裁定洪都拉斯政府违反了其尊重和保障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人身完整权的义务，对安赫尔·曼弗雷多·贝拉斯克斯·罗德里格斯（Angel Manfredo Velásquez Rodríguez）的失踪负有责任。[21]

罗德里格斯是一名洪都拉斯学生，1981年9月在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被一群持重型武器的平民绑架，这些人被证明与洪都拉斯武装部队及索尔·戈迪内斯·克鲁斯（Saúl Godínez Cruz）有关。[21] 由于当时尚无明确定义的“强迫失踪罪”，美洲人权法院只能依据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的相关条款作出裁决。

此后，美洲人权法院在针对哥伦比亚[22]、危地马拉（包括著名的“街头儿童”案件）[23]、秘鲁[24]和玻利维亚[25]的裁决中，进一步确认了各国政府在强迫失踪问题上的法律责任。

欧洲局势及1993年和1995年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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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根据1950年《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保护公约》第38条成立，于1959年成为所有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唯一常设且具有约束力的法院。尽管《欧洲公约》没有明确禁止强迫失踪的做法，但欧洲人权法院在1993年处理了多起失踪案件，这些案件与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成员或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有关，冲突发生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地区。[26]

另一个为强迫失踪犯罪的法律定义提供依据的机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权法庭，这是根据1995年12月14日《代顿和平协议》第6附录设立的人权法庭。虽然该法庭由于属时管辖权问题被宣告无权处理所报告的2万起案件中的大多数，但它仍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27]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28]作出了若干判决，并赔偿了若干失踪者的家庭。

1992年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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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组织决议相呼应，多个非政府组织同期起草了国际公约提案。1981年，巴黎律师公会人权研究所（Institute des droits de l'homme du Barreau de Paris）举办高级研讨会，推动制定《强迫失踪问题国际公约》。此后阿根廷人权联盟、1982年秘鲁年度大会上提出的FEDEFAM宣言草案、以及1988年波哥大何塞·阿尔韦亚尔·雷斯特雷波律师协会（Colectivo de Abogados José Alvear Restrepo）提交的公约草案相继问世。[29]

同年，联合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法国专家路易·茹瓦内（Louis Joinet）拟定了草案文本，该文本最终于1992年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为题获联合国大会通过。其定义沿用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传统表述。尽管《宣言》将"制定专门刑事立法"列为国家主要义务，但不同于《禁止酷刑公约》，该文件既未确立普遍管辖权原则，也未能规定《宣言》条款及工作组建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仅少数国家采取具体落实措施。  [30]

这份联合国《宣言》虽存在缺陷，却推动了美洲地区项目的重启——1987年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委托起草的区域公约，虽由美洲人权委员会于1988年完成初稿，却因冗长讨论与修改陷入停滞。直至1994年6月，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终于通过《美洲被迫失踪人员公约》，成为该领域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于1996年3月28日在阿根廷、巴拿马、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八国批准后生效[31]。  

鉴于联合国《宣言》作为不具约束力的文件对制止强迫失踪实践影响有限，众多非政府组织与专家提议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公约以强化保护机制。1981年巴黎研讨会的审议成果经路易·茹瓦内整合，于1988年8月以小组委员会草案形式提交。针对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征询，多国政府、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对该草案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32]

2006年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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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25年多的筹备，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12月20日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文本。该公约于2007年2月6日在巴黎举行签署仪式，首批53个签署国的代表出席，其中20个国家当场批准了该公约。截至2007年4月19日，人权委员会更新的批准国名单已增至59个国家。[33]

联合国报告（1980–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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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CHR）下设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成立以来，强迫失踪罪行已被证实是一个影响五大洲多国的全球性问题。人权理事会（HRC）对此进行专门跟踪监督，定期发布关于申诉情况、局势进展及相关政府回应与行动的报告[32]。[34]

2009年工作组报告显示，自1980年成立以来，该机构累计向各国政府转递53,232起案件，涉及82个国家。其中，因信息不足仍待调查、已结案或中断处理的案件达42,600起。2004年以来，工作组已澄清1,776起案件。而在2007年的上一份报告中，案件总数为51,531起，涉及79个国家。[35]涉案国家中，许多正经历内部暴力冲突，另一些则被指控对政治异见者实施镇压政策。此外，欧美地区部分国家仍存在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案件，构成持续性犯罪。

根据联合国2009年官方报告，在82个涉案国家中，转递案件数量超千起的国家包括[36]：

伊拉克（16,544起），斯里兰卡（12,226起），阿根廷（3,449起），危地马拉（3,155起），秘鲁（3,009起），阿尔及利亚（2,939起），萨尔瓦多（2,661起），哥伦比亚（1,235起）[36]

案件数量在100至1,000起之间的国家有：

智利（907起）、中国（116起）、刚果（114起）、埃塞俄比亚（119起）、菲律宾（780起）、洪都拉斯（207起）、印度（430起）、印度尼西亚（165起）、伊朗（532起）、黎巴嫩（320起）、摩洛哥（268起）、墨西哥（392起）、尼泊尔（672起）、尼加拉瓜（234起）、俄罗斯联邦（478起）、苏丹、也门（155起）及东帝汶（504起）。[36]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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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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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激进的伊斯兰游击队袭击了推翻伊斯兰拯救阵线胜利的军政府，随后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数以千计的人被强迫失踪。失踪事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37]，但此后随着 1997 年暴力事件的减少，失踪人数急剧下降。一些失踪人员是被游击队绑架或杀害的，但其他人据推测是被穆罕默德·梅迪安 (Mohamed Mediène) I领导的国家安全部队带走的。后者成为最具争议的群体。他们的确切数字仍存在争议，但政府承认有 6,000 多人失踪，现在推定已经死亡。这场战争共造成 15 万至 20 万人丧生。[38]2005 年，一项备受争议的大赦法在全民公投中获批。该法为“失踪人员”家属提供了经济补偿，但也实际上终止了警方对犯罪的调查。

2005 年，一项备受争议的大赦法在全民公投中获批。该法为“失踪人员”家属提供了经济补偿，但也实际上终止了警方对犯罪的调查。 [39]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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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和秃鹰行动期间，许多所谓的政治异见人士被绑架或非法拘留，并被关押在海军士官学校或“ESMA”等秘密拘留中心，在那里他们受到审问、折磨，几乎全部被杀害。大约有 500 个秘密拘留营，包括 Garaje Azopardo 和 Orletti 拘留营。这些酷刑场所主要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肮脏战争中，失踪人员总数多达 30,000 人。受害者会被运到车库或地下室等地方，遭受数天的折磨。[40]许多失踪者都被视为对军政府构成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的人。[41]

阿根廷军方认为，酷刑获取情报是正当的，并认为失踪是遏制政治异见的一种方式。被绑架的孕妇被关押直至分娩，然后经常被杀害。据估计，以这种方式出生的 500 名婴儿被非正式地交给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家庭收养。[42]

最后，许多俘虏被注射了大量的药物，装上飞机，在飞越大西洋的途中被活活扔下，这被称为“死亡飞行”（vuelos de la muerte），以防他们死亡后留下任何痕迹。[43]如果没有尸体，政府就可以否认他们下落不明，并否认他们已被杀害。军政府强迫失踪是试图压制反对派并打破游击队决心的手段。[44]据推测以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被谋杀的失踪人员如今被称为“失踪者”（los desaparecidos）。

活动团体“五月广场母亲”和“五月广场祖母”于 1977 年由独裁统治下“失踪”受害者的母亲和祖母成立，旨在寻找肮脏战争期间被囚禁出生的儿童[45]，随后确定反人类罪的罪犯并推动对他们进行审判和判刑。据估计，约有 500 名儿童被非法送去领养；截至 2016 年，已有 120 起案件通过 DNA 测试得到确认。[46]

事实上，总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曾使用过“失踪者”一词，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就是……失踪者。他们既没有活着，也没有死。他们只是失踪了。”[47] 据估计，1976 年至 1983 年间，在阿根廷，多达 30,000 人（根据 CONADEP 的官方报告，有 8,960 人被点名杀害，许多人失踪。在约翰·丁格斯于 2004 年首次公布的一份最初属于机密的电报中，阿根廷第 601 情报营从 1975 年开始统计受害者人数，并在 1978 年中期估计有 22,000 人被杀或“失踪”。[48]

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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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人民联盟执政以来，孟加拉国国家安全部队宣布至少有 500 人失踪，其中大多数是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人士。[49][50][51]据国内一家人权组织的报告，2014 年 1 月至 9 月间，共有 82 人失踪。[52]失踪事件发生后，至少有 39 人被发现死亡，其他人失踪。[53] 2010 年 6 月 25 日，反对派领导人乔杜里·阿拉姆被国家警察逮捕，自此失踪。执法机构后来否认他被绑架。 [54]2012 年 4 月 17 日，主要反对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另一名著名领导人伊利亚斯·阿里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失踪。该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在2014 年备受争议的全国大选之前，至少有 19 名反对派人士被安全部队逮捕。国内外人权组织都谴责强迫失踪事件。尽管要求政府主动调查此类失踪事件，但政府并未对此类案件展开调查。[55][56][57]

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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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反对派领导人尤里·扎查兰卡 (Yury Zacharanka)和维克塔·汉查尔 (Viktar Hanchar)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阿纳托尔·克拉苏斯基 (Anatol Krasouski) 失踪。汉查尔和克拉苏斯基失踪的同一天，国家电视台播出了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命令安全部门负责人打击“反对派败类”的节目。尽管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KGB) 一直对他们进行监视，但官方调查宣布此案无法解决。对 2000 年记者Dzmitry Zavadski失踪案的调查也毫无结果。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一份报告副本被没收，该报告将白俄罗斯高级官员与失踪案件联系起来。[58]

2019 年 12 月，德国之声发布了一部纪录片，其中白俄罗斯内务部特别部队前成员尤里·加拉夫斯基 (Yury Garavski) 证实，他的部队逮捕、带走并杀害了泽恰兰卡，后来又对维克塔尔·汉恰尔和阿纳托尔·克拉苏斯基做了同样的事情。[59]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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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方夺取政权后，由时任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的军政府禁止了所有组成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UP联盟的左翼政党。所有其他政党都处于“无限期休会”，后来被彻底禁止。该政权的暴力不仅针对持不同政见者，还针对他们的家人和其他平民。[60]

雷蒂格报告得出结论，根据后来的瓦莱奇报告，在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失踪的2279人因政治原因或政治暴力而被杀害，大约31,947人遭受酷刑，1,312人被流放。后者被情报机构在世界各地追捕。在拉丁美洲，这是在秃鹰行动的主持下进行的，秃鹰行动是南美洲各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合行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巴拿马的通信基地协助。皮诺切特为这些行动辩护，这些行动是必要的，以便将国家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61]

一些政治学家将政变相对血腥的原因归咎于现有民主体制的稳定性，而要推翻该体制需要采取极端手段。一些最著名的侵犯人权案件发生在政变初期：1973 年 10 月，全国至少有 70 人被“死亡篷车队”杀害。1973年，美国记者查尔斯·霍曼“失踪”，社会党成员维克多·奥莱亚·阿莱格里亚和其他许多人也相继“失踪”。数学家鲍里斯·魏斯费勒据信在尊严殖民地附近失踪。尊严殖民地是纳粹基督教牧师保罗·舍费尔在帕拉尔建立的德国殖民地，曾被秘密警察DINA用作拘留中心。[62]

此外，在兀鹰行动中，智利国家情报总局（DINA）还追踪到了阿连德政府的许多其他重要官员。因此，皮诺切特的前任、阿连德政府的军队指挥官卡洛斯·普拉茨将军因不愿支持反对阿连德政府的行动而辞职，于1974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汽车炸弹暗杀。一年后，119名海外反对派的死亡被声称是马克思主义派系内斗的结果，DINA发起了一场虚假宣传运动来传播这一论点，即科伦坡行动。这场运动得到了智利主要报纸《信使报》的合法化和支持。

兀鹰行动的其他著名受害者包括数千名不太出名的人士，其中包括1976 年 6 月 2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刺的玻利维亚前总统胡安·何塞·托雷斯；1976 年 7 月遇刺的为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工作的联合国外交官卡梅洛·索里亚；以及 1976年 9 月 21 日在华盛顿特区结束拘留和流放后被释放的智利前驻美国大使兼阿连德内阁部长奥兰多·莱特列尔，他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而身亡。这导致智利与美国关系紧张，并导致为 DINA 工作并组织了莱特列尔暗杀的美国公民迈克尔·汤利被引渡。其他躲过暗杀的受害者包括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贝尔纳多·莱顿，他在 1975 年在罗马遭遇意大利新法西斯恐怖分子斯特凡诺·德尔莱·基亚伊的暗杀（这次暗杀使莱顿和他的妻子安妮塔·弗雷斯诺受重伤，致其终身残疾）；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1975 年被皮诺切特暗杀；作家兼共产党员沃洛迪亚·泰特尔博伊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子、墨西哥革命运动主席帕斯卡尔·阿连德，他在 1976 年 3 月躲过哥斯达黎加的暗杀；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科赫，他因谴责秃鹰行动而收到死亡威胁并成为 DINA 和乌拉圭情报人员的潜在暗杀目标。此外，根据目前的调查，1964 年至 1970 年担任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总统的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 Eduardo Frei Montalva) 可能于 1982 年被 DINA 生物化学家Eugenio Berrios生产的毒素毒死。[63]据说贝里奥斯本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被秘密带到乌拉圭后， 被智利情报部门在乌拉圭暗杀。

然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并引发多起丑闻。1985年3月，智利共产党三名成员遭残忍杀害的事件，导致执政以来一直担任智利宪兵部队"卡拉比内罗斯"总司令及军政府成员的塞萨尔·门多萨辞职。在1986年一场反对皮诺切特的抗议中，21岁的美国摄影师罗德里戈·罗哈斯·德内格里和18岁学生卡门·格洛丽亚·金塔纳被活活烧死。[64]

1989年8月，21岁的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成员（该组织系智利共产党1983年成立的武装分支，曾于1986年9月7日试图刺杀皮诺切特）马塞洛·巴里奥斯·安德烈斯，在瓦尔帕莱索检察官下令逮捕行动中遭军方人员直接处决。该案件后被纳入雷蒂格报告[65]。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遇难者和失踪者中，包括440名"左派革命运动"游击队员。[64]

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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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东帝汶大屠杀）

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期间，印尼军队经常使用强迫失踪手段来恐吓东帝汶民众[66]。

三起重大集体强迫失踪事件包括：1975年12月8日在帝力的科尔梅拉，13名中国工人在被印尼军方扣押后失踪，最后有人看到他们在海滩上挖掘；1979年12月在马特比安马特比安​（英语），48名男子因被诬告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成员而失踪；1999年4月至9月期间，在洛斯帕洛斯事件洛斯帕洛斯事件​（英语）中有超过15人失踪[66]。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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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权下，埃及当局将强迫失踪作为一种关键手段，用于恐吓、审讯和折磨塞西的反对者，打着“反恐”的幌子进行镇压。[67]数百名政治活动人士、抗议者、妇女和儿童遭到强迫失踪。每天约有三到四人被国家安全局埃及国家安全局​（英语）（NSA）领导的全副武装安全部队抓走，这些人员通常会闯入其住所，逮捕多人，并将他们蒙眼、反绑，秘密关押数月。[67][68]

在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中旬之间，共有378人被强迫失踪。其中291人后来被找到，其余人员至今仍下落不明。2017年失踪的52名儿童中，有3人被非法处决。[69]

2020年，埃及权利与自由委员会埃及权利与自由委员会​（英语）（ECRF）发布了一份关于强迫失踪的五年报告，显示自2015年8月以来，全国共记录了2,723起此类案件。[70][71]

2021年3月，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埃及当局强迫失踪一对夫妇奥马尔·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布·纳加和马娜尔·阿德尔·阿布·纳加，以及他们一岁的孩子巴拉。三人于2019年3月9日被捕。2021年2月20日，马娜尔在最高国家安全检察机关（SSSP）面前被指控与恐怖组织有联系，随后被关押在卡纳泰尔女子监狱，羁押15天候查。她年近三岁的儿子被交给亲属照看，但奥马尔依然处于强迫失踪状态。[72][73]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埃及就这一家庭的失踪展开有效调查，并指出：“将一名年轻母亲和她年幼的孩子一起囚禁在一个房间里达23个月之久，完全处于法律保护之外，且与外界隔绝，表明埃及当局镇压异见、制造恐惧的行动已达到了新的残酷程度。”[72][73]

萨尔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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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英语）的报告，强迫失踪在1978年起、以及萨尔瓦多内战期间，被系统性地实施。萨尔瓦多的非政府组织估计，共有超过8,000人被强迫失踪。而《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报告​（英语）》则估算，可能有超过5,500人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萨尔瓦多人权保护检察官办公室称：

这些失踪事件通常发生在旨在逮捕、随后使人失踪或处决的行动中。受害人是被认为或怀疑为政府反对者的人士，包括一些与冲突毫无关系的平民。此类行动的目的似乎是制造恐惧，以及消灭那些可能成为游击队员的民众。

儿童的强迫失踪事件也曾发生，被认为是国家在冲突时期制度化暴力中“故意战略的一部分”。[74]

赤道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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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赤道几内亚的调查团报告，[75]赤道几内亚政府的特工曾从该地区其他国家绑架难民，并将他们秘密关押。[76] 例如，2010年1月，赤道几内亚安全部队从贝宁绑架了四名男子，并将他们秘密拘禁，期间遭到酷刑。2010年8月，这四人在军事法庭被定罪后立即被处决。[77]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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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夜雾命令（Nacht und Nebe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设立了秘密警察部队，包括在被占领国家设立的盖世太保分支机构，用于追捕已知或涉嫌为持不同政见者或游击队员的人。这一行动被称为“夜与雾”（Nacht und Nebel），形容那些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纳粹逮捕后失踪的人。纳粹不仅在德国国内对政治反对者实施该政策，也在占领的欧洲地区对抵抗力量进行打击。大多数受害者被当场杀害，或被送往集中营，通常预期最终会被处决。[78]

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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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危地马拉种族灭绝

危地马拉是最早将“强迫失踪”作为恐怖统治手段广泛施加于平民社会的国家之一。在长达36年的危地马拉内战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军政府广泛实施了强迫失踪。[79]据估计，从1954年到1996年，危地马拉军方和安全部队强迫失踪了约40,000至50,000人。这种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被广泛使用，当时军方为了加强反叛镇压，采取了更严厉的对策。

危地马拉政府首次有记录的强迫失踪事件发生在1966年3月，30名危地马拉劳动党成员被安全部队绑架、酷刑折磨并杀害，随后被装入麻袋，从直升机上投进大海。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强迫失踪事件之一。[80]当时圣卡洛斯大学的法学院学生试图通过合法途径（例如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政府将被拘留者带上法庭时，一些学生也随后遭到“强迫失踪”。[81]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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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假性交火​（英语）与旁遮普邦叛乱​（英语）

Ensaaf 是一个致力于终结有罪不罚、推动印度大规模国家暴力正义化的非营利组织，主要关注旁遮普地区。[82]它与 Benetech​（英语） 人权数据分析小组​（英语）（HRDAG）合作，在2009年1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宣称对印度旁遮普邦的大规模失踪与法外处决有“可验证的量化”证据。[83]报告指出，在像旁遮普这样受到冲突影响的地区，印度安全部队在几乎无需承担后果的情况下严重侵犯人权。

Ensaaf 和 HRDAG 的报告《反叛镇压期间旁遮普的暴力死亡与强迫失踪》展示了实证数据，表明1980至1990年代镇压加剧的同时，国家暴力从针对性杀戮逐步转变为系统性强迫失踪与法外处决，还包括大规模“非法火化”。[83] 此外，有关键证据显示，从1984年到1995年间，安全部队对数万人进行了酷刑、处决与失踪处理。[83]

2011年，查谟-克什米尔人权委员会（SHRC）建议识别北克什米尔地区2,156座无名墓地中的身份。[84] 这些墓地散布于印控克什米尔38个村庄，靠近印巴自1972年分界的实际控制线。[85]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其中许多尸体很可能是十多年前在残酷冲突中失踪的平民。报告指出“这些埋葬在北克什米尔38处无名坟墓中的身份不明遗体，很有可能是强迫失踪受害者的遗体。”[86]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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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伊朗爆发学生骚乱后，有超过70名学生失踪。除约有1,200至1,400人被拘留外，人权观察所点名的五位学生，其下落与状况至今仍不明。[87] 联合国也报告了其他失踪事件。[88] 从教师工会到女权活动家，许多群体都曾成为强迫失踪的目标。[89][90] 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也曾被强迫失踪，[91]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同样遭遇此命运，例如伊朗革命后信奉巴哈伊教的人士，其中包括穆罕默德·莫瓦赫德（Muhammad Movahhed）与阿里·穆拉德·达武迪（Ali Murad Davudi）。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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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墨西哥的强迫失踪事件

参见：2014年伊瓜拉大规模绑架案

在20世纪70年代的“肮脏战争”期间，数千名疑似游击队员、左翼分子及人权捍卫者被强迫失踪，但确切人数仍不清楚。仅在阿托亚克·德·阿尔瓦雷斯市（Atoyac de Álvarez），1970年代就有约470人失踪。[92]

根据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CNDH）的数据，2006年至2011年间，有5,397人被报告为失踪，其中3,457人为男性，1,885人为女性，其余55人性别不明。[92]这些强迫失踪通常是成群发生，且受害者大多数与始于2006年的卡尔德龙总统“毒品战争”并无关联。与绑架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迫失踪通常不会要求赎金。

到2020年，墨西哥内政部（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报告称，已有超过73,000人被登记为失踪人口。[93]

摩洛哥 / 西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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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西撒哈拉人权状况、摩洛哥的铅之年代

摩洛哥作家玛莉卡·乌夫吉尔（Malika Oufkir）是前摩洛哥将军穆罕默德·乌夫吉尔（Mohamed Oufkir）之女，她本人曾在摩洛哥“被失踪”。

1970年代，有多名摩洛哥军方人员因涉嫌参与针对哈桑二世国王的政变而被秘密关押于如塔兹马马尔特（Tazmamart）等拘留营中，其中一些人在恶劣环境或缺乏医疗的情况下死亡。摩洛哥最著名的强迫失踪案例，是1965年在法国神秘失踪的政治异见人士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

2007年2月，摩洛哥签署了一项国际公约，旨在保护人们免遭强迫失踪。[94]同年10月，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尔·加尔松（Baltasar Garzón）宣布西班牙法院有权审理1976年至1987年间发生在西撒哈拉的“西班牙-撒哈拉人失踪案”（该地区大部分由摩洛哥控制）。一些摩洛哥军方高层被控参与失踪案件，其中包括截至2010年仍在任的摩洛哥武装部队负责人侯斯尼·本斯利曼将军（Housni Benslimane），他被控主导1976年在斯马拉地区的拘捕与失踪行动。[95] 加尔松的继任者帕布罗·鲁斯法官（Pablo Ruz）于2010年11月重新启动了该案的调查。[96]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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