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沙·的西劳
公沙·的西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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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沙·的西劳应征北上抗满的地图 | |
出生 | c. 1583 |
逝世 | 1632年2月12日 (48-49岁) 山东登州 |
居住地 | 葡属澳门 |
效命 | ![]() |
军种 | 炮兵 |
参与战争 | 明清战争 |
贡萨洛·特谢拉·科雷亚(葡萄牙语:Gonçalo Teixeira Corrêa,明朝文献称公沙·的西劳;约1583年–1632年2月12日)是葡萄牙炮兵上尉,明末时旅居葡属澳门二、三十余年,并参与葡澳治理的相关事务。己巳之变时他与耶稣会士陆若汉率领贡铳队押运西洋火器赴北京进献,后参与明朝和后金在辽东的战争,并帮助训练明朝军队使用大炮。吴桥兵变时为保卫山东登州(今蓬莱)被孔有德、耿仲明等叛军击毙,后兵部追赠为参将副统领。
生平
[编辑]贡铳缘由
[编辑]公沙·的西劳出生于葡萄牙,后携家眷旅居葡属澳门二、三十余年,期间担任过判事官(Juliz)和议事官(Vereador),也在广州交易会向明朝官员协商争取澳门利益,以及抵御过荷兰人[1]。
1619年,明军于萨尔浒之役败于后金,明廷中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及李之藻等士大夫上书“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之后明廷数次欲向澳门引进火炮、火枪等西洋火器,崇祯帝即位后兵部尚书梁廷栋上疏《神器无敌疏》:“查广东香山墺商慕义输忠,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宁远克敌,实为首功。京营止留伍门,臣部蚤虑,万一有警,非此不足御虏,节次移文两广督臣,再行购募。”同时明廷听闻澳门打捞起荷兰船只上的火炮便命李逢节购置且招募铳师,葡文记载李逢节宣示圣旨“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以谢皇恩。”葡澳政府经会议后,为争取澳门利益,同意了明廷的要求[1]。
北上贡铳
[编辑]崇祯元年九月(1628年),公沙因赴澳门后的种种资历,获澳门议事会选派他为贡铳队统领,押运大铜铳3门、大铁铳7门及鹰嘴铳30支赴北京进献,并由澳门议事会授权“所有前往北京交涉的人绝对服从他的管理”以及澳门兵头以委任状授权“处罚所有违纪行为的人”[1]。
1628年11月10日,公沙与耶稣会士陆若汉率领铳师、工匠及傔办,总共三十一人之贡铳队从澳门出发,先经香山再赴广州,随后将物资停放广州,赴肇庆与前任和时任两广总督李逢节、王尊德协商澳门事务,至崇祯二年二月(1629年)再由总督王尊德派参将高应登、守备张鹏翼运解并护送,贡铳队行船沿江北上,到南京后因故延迟三个月才再出发,至夏镇又因行粮不足,向教徒徐州知州韩云赊借,不久后皇太极入关爆发己巳之变,贡铳队才抵山东济宁,后金兵锋已至遵化,受兵部催促,贡铳队由船运转陆路并日夜兼程[1]。
贡铳队行至琉璃河听闻良乡已陷,遂回转赴涿州,且会同涿州知州陆燧、都司孙学诗及乡宦冯铨将大炮入药装弹[2][3],推车登城据守,并在四门点放试演,陆若汉自言“演放大铳,昼夜防御,人心稍安,奴虏闻知,离涿二十里,不敢南下”[2],徐光启则说金兵因“畏铳”故“环视涿州而不攻”[1]。稍后,皇太极因久攻不下北京而退兵,贡铳队才在崇祯三年正月初二(1630年)抵达[1]。
抵达北京后,公沙和陆若汉转呈一份署名委黎多的“报效始末疏”,另合上“贡铳效忠疏”[1],公沙还作“西洋大铳来略说”辩明西洋(葡萄牙)与红夷(荷兰)的不同[1]。后公沙等在北京试炮成功,崇祯帝据此命“京营总督李守锜同提协诸臣设大炮于都城冲要之所,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赐炮名神威大将军”。不久,徐光启上书起用葡萄牙人练兵、造炮,崇祯帝颁“留用旨”命“铳夷留京制造教演”[2],明廷予公沙每年150两的薪水,每月再加15两的额外花费,其余人则予每年100两的薪水,每月再加10两的伙食费[4]。
支援东江
[编辑]崇祯三年五月(1630年),兵部尚书梁廷栋因东江署前协事刘兴治对孙元化有所忌惮,故荐用孙为登莱巡抚[4]。孙元化除了兼抚登州、莱州之职,还有收复金州、海州及盖州之责[4],孙元化利用西洋大炮克复滦州、永平、遵化及迁安后,后金即全面撤回关外,且渐将进攻重点转向东江,孙元化于是调集军队守备,公沙等人便在帐下[1]。
崇祯四年三月(1631年),刘兴治遣使密谋投降后金,以及接应刘的佟养性所部败于赞画副总兵张焘与沈世魁,后金因此再兴兵一万两千人图谋进攻皮岛,东江总兵黄龙命张焘出战,张焘率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公沙等13名随军澳人,开炮19次,共六、七百敌军阵亡,台湾历史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在《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一文中曾谓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亦遭击毙[4],《清太宗实录》则记巴喇玛以痘疾卒。此役又被称为“麻线馆之捷”或“麻厢之捷”,韩云言“公沙等在京者,后为登抚调用,麻线馆之捷,击死奴酋七百余人”,张焘则言“计用神器十九次,约打死贼六、七百官兵”;黄龙称赞“十年以来一战”,张焘也称赞“麻厢之捷,西洋一士可胜千人”,辽东巡抚邱禾嘉则称赞“海外从来一大捷”[4],惟《崇祯长编》、《国榷》、《满文老档》等明清原始文献未有记载此役;西洋文献则未记载歼敌人数[1]。
移防登州
[编辑]崇祯四年三月(1631年),黄龙奉命派澳人以及川兵一营,驾船从三岔河一带登陆,计划会师孔有德所部牵制后金[1]。八月间皇太极亲征至大凌河,围困祖大寿于城内[4]。十月,孙元化因东江兵变频繁,无法牵制后金,意欲撤出军民,黄龙托辞不愿离开,张涛则领舟师1300人撤离,公沙等人期间遭遇飓风侵袭,行李及兵器全失,于是“力乞回澳”[1]。
公沙撤离东江时,游击孔有德于崇祯四年九月奉孙元化之命驰援辽东,因辽东士卒与山东百姓有所冲突,孔有德所部引起了吴桥兵变,十二月孔有德叛军杀至登州,五年正月(1632年)孙元化领登州官兵与公沙一众澳兵反击叛军,惟张焘所部辽兵大半投降,又有耿仲明在城中内应,登州遂遭到攻陷[1]。
公沙在内的12名澳人战死,另有15人重伤获全,陆若汉则与3名葡萄牙人及11名傔办逃脱并返北京奏明此事[1]。崇祯五年四月兵部尚书熊明遇上书“请将死事公沙的赠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兼伴方期谷、额弘略⋯⋯伯多禄,各赠职衔;仍各赍银十两,给其妻孥。其现存诸员,万里久戍,各给行粮十两,令陆若汉押回。而若汉倡导功多,更宜优厚,荣以华衮,量给路费南返”[2],公沙·的西劳追赠为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傔伴方斯谷等9人赠把总,崇祯帝本来要赠与陆若汉荣衔,惟陆因教士身份没有接受,兵部则以崇祯帝之名给予澳门保卫国家的赞扬及特权,陆若汉则以《公沙效忠纪》记录此事并托祝茂善向汪秉元索序,惟此书或以亡佚[1]。
参考资料
[编辑]-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董少新; 黄一农. 路育松 , 编. 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 历史研究. 2009年, (5): 65–86.
- ^ 2.0 2.1 2.2 2.3 谭树林. 陸若漢與明末西洋火器東漸. 文化杂志. 2002年: 82–84.
- ^ 肖清和. “選須實選、練須實練”:徐光啟練兵史論. 文化杂志. 2024年, (121): 70–93.
- ^ 4.0 4.1 4.2 4.3 4.4 4.5 黄一农. 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