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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雾捒社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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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雾捒社番曲》[1]，为台湾平埔族巴布拉族南迁至埔里后，学者所采集的番曲，原为原住民祭仪的歌曲，为大肚五社群每年祖灵祭中“牵田”时唱的歌[2]。因演唱者为猫雾捒社人而被学者记录成“猫雾捒社番曲”，为该曲歌词也说明了台湾原住族群在面对汉文化冲击时的态度。

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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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家谢遂所绘《职贡图》，图中为描绘大肚社诸社巴布拉族人的绘像。

巴布拉族猫雾捒社世居于台中地区大肚山东侧山麓，荷西时期属于“大肚番仔王”（Quataongh）所管辖十五社之一，隶属于同族的大肚南社[3]，番社人数约在110人左右。清代文献《台海使槎录》提到当时的猫雾捒社“凿山为壁，壁前用木为屏，覆以茅草”，说明番社房舍不是盖在台中盆地的平地上而是位于大肚山丘上，结合清代地籍文书与山仔脚遗址的考古发现，断定猫雾捒社旧社址位于南屯区番社脚番仔井（猫雾捒井）一带[4]。1710年清代武官张国成立张镇庄垦号报垦南屯一带的土地，进入猫雾捒社传统社地，压迫到原住民的鹿场空间而频频发生汉番摩擦，随着多起原住民凶杀汉佃的事件后，清廷官府明命“张镇庄”废庄并退出该区域。但不久，1724年张国后人与武官蓝廷珍先与猫雾捒社和大肚社番约定每年缴纳社饷240两为条件，私自以新的垦号蓝张兴进入该区卷土重来，短时间内汉人大规模开垦土地，仅仅两年后就有两千人汉人来入垦，远远超过猫雾捒社人口十余倍以上。到了1750年代左右，整个台中盆地都被汉人村落所密布，平埔族人数和文化沦为极少数，已完全被汉人文化覆盖[5]。

随着汉人大举入垦，原住民传统的渔猎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而不擅农耕的番民们在之后数十年间透过招垦、典租、杜卖等方式，让番社的土地更进一步流失，经济劣势亦更加恶化，这也形成台湾中部平埔族一个典型的写照。为躲避汉人在人数、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强势锋芒，中部平埔族群进行大串联，1823年猫雾捒社与其他各族十四社共同签属“公议同立合约字”，约定一同避居到南投水沙连埔里盆地分地开垦，从此到1861年间，共有巴布拉族、道卡斯族、巴布萨族、洪雅族、巴宰族五族三十余社的中部平埔族群离开原居地移居至埔里[6]。迁徙到埔里的猫雾捒社，与同族的大肚社共同居住在大肚城这个村落之中，因猫雾捒社人口较少，在大肚城属于少数[7]。

尽管平埔族群避居至埔里可暂时躲汉人的强势经济，但文化上却无法逆转，来到埔里的平埔族群持续受到汉化的影响，随着汉人在1850年代后也开始入垦埔里地区，大肚城聚落也成为汉人官府中路抚民理番同知所在地，成为埔里地区的政治中心，更吸引大批汉人迁入。加上清廷在当地设立社学或义塾，从孩童教育上加速了汉化进程，到了清末猫雾捒社的汉化已极为普遍[8]。

演唱和歌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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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猫雾捒社同为巴布拉族的沙辘社，在现代所进行的牵田仪式。

大肚城聚落的猫雾捒社、大肚社人，传统上每年祖灵祭举办两次“牵田”，即农历的6月30日和7月1日“做头田”、农历8月15日“做尾田”，而〈猫雾捒社番曲〉则是祭仪“牵田”时所歌唱的番曲。在6月30日祭完祖灵后，第二天进行送祖赛跑，即“走镖”，部落未婚青年（麻达，mata）依竞赛优胜名次分“头镖”、“二镖”、“三镖”，并取得一面红旗以示光荣。走镖结束之后进行庆祝酒宴“牵田”，番众依走镖得奖名次轮番到胜利者家庆祝喝酒飨宴，当天黄昏在番社广场立起油灯，夜晚时番众们聚集在广场中央围着油灯，人们双手互挽围成一大圆圈，一同唱着歌，〈猫雾捒社番曲〉即是进行牵田时歌唱的曲目。酒宴差不多到晚上10点结束，番众才尽欢散去。“做尾田”当天则是早上就开始酒宴，黄昏进行“牵田”，流程如“做头田”那天一致[9]。

〈猫雾捒社番曲〉的歌本当前共传世三个抄本[10]，但这些抄本除了番曲标题不同外，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异[11]。根据学者刘枝万的调查，三份〈猫雾捒社番曲〉歌本原始都可以追溯自自毒家家藏手抄本，而这份家藏手抄本内的内容，是由另一个猫雾捒社头人家族都家的都国槙，依据台语拼切猫雾拣语并以汉字书写而成。都国槙本身就擅长汉文及部落歌谣，当时番社的社众们都曾向他学习过部落歌谣。都国槙的抄本原本在番社内流传有三、四本，但最后仅剩毒家所藏的手抄本被保留下来[10]。

到了1936-1938年间日本学者浅井惠伦两次在埔里大肚城内进行田野调查[12]，并透过都国槙尚存于人世的姐姐都阿缎（都阿市）处采集到这首番曲发音，浅井惠伦再从另一家头人族毒家的赘婿高阿月取得该歌本手抄本，高阿月曾经向都国槙学习过番曲。该曲标题命名为〈大肚水里猫雾捒社番曲〉，然而浅井惠伦仅在杂志提起该曲，但并未进行正式的学术发表，仅留下相关的田野笔记。1948年8、9月学者宋文薰、刘枝万、陈金河三人在埔里大肚城寻访到高阿月之子毒阿火，毒阿火是猫雾拺社当时仅存的部落歌谣传承者，刘枝万等人取得该曲的家藏手抄本，标题为〈猫雾捒社番曲〉。学者刘枝万将歌本整理后，与宋文薰联名正式发表在1952年5月出版的《台湾文献专刊》内[13]。1969年，日本学者土田滋又在大肚城都家后裔蒲阿香处，采集到相同内容的另外一本歌本，首页标题抬头为〈猫雾拣社五社番曲〉，至此传世共三个版本的抄本[14]。

不论是浅井惠伦的发音人高阿月、都阿缎、抑或刘枝万的发音人毒阿火、土田滋的发音人蒲阿香，这些发音人都分属毒家和都家，从古文书及户籍资料、系谱的比对，可以知道他们都是猫雾社的头人家系，如毒家的毒英武曾任猫雾拺社社长、都家的先祖突牡丹曾任猫雾社通事。可能因为这些发音人本身家系属于番社领导阶层的背景，他们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本族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因此保留下番曲之内容[15]。

歌本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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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雾捒社番曲〉在当前传世三个版本的歌本中，浅井惠伦的歌本只留下数十页的田野笔记，并没有将番曲整理到可以解读的程度，尽管他试图想要翻译歌词，如笔记中他曾经请过高阿月和阿缎来帮忙译文，但似乎没有成功，现存笔记也未留下解析结果[16]。后来1969年的土田滋尽管也采集到与浅井惠伦内容相同的歌本，然而土田滋来到大肚城的年代太晚，聚落里已经没有人可以为他词意解读，他只能从发音人蒲阿香那里，翻译整理出少量的词汇，无法对整个歌曲文本进行全面解读。相比，1948年刘枝万和宋文薰等人当时来到大肚城聚落之时，刚好就在番语使用者即将消失的时期，他们到来时番社那时已经不再举行传统祭典，番曲也没有了演唱的机会，但仍可找到可对番曲释译之人[17]。刘枝万将番曲以“原文-罗马音标-词汇对译-汉语释义”的方式呈现，尽管当时的发音者自己也无法充分理解番语，部分内容也有些不明白之处，仍是将番曲给完整解读，刘枝万和宋文薰并在1952年发表于《台湾文献专刊》上[10]，这对即将消失的番语和番曲来说，其研究意义深远[17]。

〈猫雾捒社番曲〉该歌谣全长268句，是由〈前导曲〉、〈打鹿曲〉、〈叙狩猎〉、〈建屋经过及食酒歌〉、〈食马踏酒大曲〉、〈尾声〉等六大段落所构成，各段可以独立成篇，也可以彼此间系统地连结成为一首全歌[18]。此曲〈前导曲〉虽然部分存在对族人，尤其是年轻族人的喊话，不过〈猫雾捒社番曲〉一些歌本内文却是对着祖先讲的，应是祭祀时的“颂祖歌”，尤其是〈食马踏酒大曲〉是在牵田过程中演唱，用以庆贺青年走镖夺冠，为全曲之巅峰，显见该歌谣与牵田、走镖关系极为密切 [19]。

〈猫雾捒社番曲〉
章节 段落 内容
〈前导曲〉 第1至21句 或名〈序曲〉，起唱
〈打鹿曲〉 第22至第34句 实为〈前导曲〉延长，仅最后一句唱到前往打猎小屋[20]。
〈叙狩猎〉 第35至150句 或名〈落大曲头至尾〉，叙述狩猎之经过
〈建屋经过及食酒歌〉 第151至173句 或名〈是乜鹿食酒曲〉，叙述造屋之过程
〈食马踏酒大曲〉 第174至238句 叙述走镖及后继的酒宴，“马踏”即麻达（mata），为“未婚青少年之意”[19]
〈尾声〉 第239至第268句 描述前段酒宴之延长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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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唱者毒阿火的说法，〈猫雾捒社番曲〉是远在他们祖先移住埔里以前就已存在，而在〈叙狩猎〉中描述打猎场景，在途经中歌本提到“旱溪”、“凉伞树脚”等地名出现，两地皆与猫雾拺社移居埔里前的原居地（今南屯）一带不远，且两地又与埔里太远，可推知番曲最初是猫雾拺社在原居地所作。又从歌谣中提及建屋茅草不足可至“乌牛栏”、“匏仔寮”两地择取，这两地为今丰原的“乌牛栏”和朴仔离一带，可推知古代猫雾拺社活动的大致范围[21]。考量到一些学者主张该番曲实为巴布拉族番曲，因此〈猫雾捒社番曲〉可以说至今已出土的、最早可能也流传台中地区西南部之口传歌谣[22]。

文化流失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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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在饱受汉人压迫之余，也逐渐产生对抗意识，尤其在对汉化过程的悲愤[23]，〈猫雾捒社番曲〉同样存在这些情感。歌谣中族群里的长者、智者发出的对族人的喊话呼吁，实乃当时平埔族的“哀鸣”[22]。在〈猫雾捒社番曲〉在歌曲的〈前导曲〉如此殷殷告诫族人：

因番曲〈前导曲〉内容中共21句来警示族人，呼吁族人勿视汉族文化为思想、穿着、言行等行为是时尚，并谆谆告诫族人莫要日益遗忘自己的语言，歌词透漏出对母语流失的忧心。番曲最早的发掘者之一的学者宋文薰，评价该段曲风展现弱小民族的悲哀。学者李亦园认为该段番曲形成年代为清代晚期，相比清代早中期地方志书记载充满饮宴歌舞、快乐情绪的番曲，该段曲风偏向哀歌[24]。现代作家林柏维则是强调，该曲番社老年人叮咛年轻辈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要学习番语，甚至于第16句痛批这些不会说番语的年轻辈，“你们操什么番话？这是什么鬼话”，痛责被汉化的年轻辈不会说番语，不会唱番歌，更斥责年轻辈这么笨不配当有尊严的番人[25]。

此外，番社长者们也利用部落祭典的歌谣传唱机会，将母语置入歌谣当中，来教导年轻人学习母语。如在〈食马踏酒大曲〉一章中提到“桌仔就是majigiko；交椅就是magitot”、“酒锺叫作lakkaien；牙箸叫作kakisup”。然而，此段长著们用汉人的语言（台语）做为媒介来教母语，且所教的母语却是日常用语，显现部落年轻人对母语已经相当生疏，也反映出部落语言汉化的程度已极为普遍[26]。〈猫雾捒社番曲〉的其他章节里提到打猎，建屋，祭典时男女老幼聚在一起欢天喜地，描述青年得到走镖的头奖、庆典食物可口且丰盛，充满欢乐与自信。相比前后段的歌词，〈前导曲〉呼唤族人不要失去对自己文化，显示族群对于文化濒临衰灭的深忧和悲哀[27]。然而针对部落不同世代之间，长老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流失，与部落青年倾慕汉化、漠视传统的取向，形成深峻的文化代沟，在歌本中长老们充满悲观的情绪，只能在歌本中发出如“俺的话讲到这里”等心灰意冷的沉痛之语[28]。

番社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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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是平埔族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歌本〈叙狩猎〉乐章为两天一夜的狩猎活动，曲中原住民的武器仅提到近身武器“佩刀”和“扛枪”，而没有早期文献中记录台湾原住民打猎的“弓箭”与“标枪”，很可能当时猫雾捒社人已经开始使用火枪作为远距离兵器，来进行狩猎。歌本中也提到“用绳绊上狗，手拉着”，显示进行打猎时伴随着猎犬，这与汉文文献《台海使槎录》、《番社采风图考》提到过原住民使用猎犬打猎相符[29]。又因为〈猫雾捒社番曲〉本身具有番社对族内青年的教育功用，歌曲中对打猎过程中对装备整备的提醒、路径的指引、兽迹的辨识、遭遇生番时的应对等等各项教导，显示在当时番社的社群青年已不熟稔狩猎，番社中的经济型态已从传统的狩猎型态逐渐过渡到农耕经济[30]。

传统平埔族兴建房屋，多由部落番众透过团队方式集体协力完成，在〈建屋经过及食酒歌〉一章中透露，此时番社地筑屋路径除了传统由社众“互相协力”之外，也有了另一个“雇木匠， 雇工人”那样用专业从业人员的方式来兴建，可见平埔族已经受到汉人职业分工的社会制度影响，并对原有社众互相协力的传统筑屋方式造成冲击。歌本描述最后采用社众“互相协力”方式建屋，社番依水流卜定方位、备齐建材和茅草，并由老者教述盖屋流程与经验，透过协力兴建传统的平埔族茅房[31]。

〈食马踏酒大曲〉描述走镖与牵田过程中的热闹气氛，该曲是在牵田后的饮宴中演唱，用以庆贺青年走镖夺冠。走镖、牵田是台湾中南部平埔族重要节庆活动，传统猫雾捒社于祭祖仪的第二天，即农历的七月一日清晨进行走镖。歌曲赞赏拔镖的青年“得头奖值得称赞，是那一家的青年？”、“青年来，老辈人要吩咐。拿这红旗凯旋回。非常愉快，称赞”[32]。在早上的走镖活动结束后，于当天傍晚开始依序在“头镖”、“二镖”各家轮流举办牵田，牵田是整个祭祖活动的尾声，歌本描述番众们在牵田的飨宴中“祝青年的酒，大家欢欢喜喜”，透露出透过牵田的宴会让番社社众们感情融洽，凝聚社内情感[33]。

如同其他台湾原住民如阿美族、卑南族抑或平埔的巴宰族一样，学者宋文薰从番曲中的词汇，认为最初猫雾捒社的社会也是依据年龄来分阶级。番曲中存有ma-ga-la（老辈），lo-mo-la（年长者），Su-a-la（少年），lala（小孩）等名词，宋文薰推测番曲中对各年龄层的称呼就是当初的阶级名，然而猫雾捒社社会随着时间演进而逐渐汉化，族内已丧失对其称呼的固有含意[34]。另一方面，从歌本中老辈的命令语气也可看出，当时族内社会存在族中老辈的威权[35]。

番曲族群归属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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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台湾有关平埔族的分类，大抵是采取日治时期由伊能嘉矩、鸟居龙藏、小川尚义等学者所建构出来的分类，因调查没有那么详尽深入，因而在一些族群的分类和分布上，存在着不少令人质疑的地方[36]。而猫雾捒社因自称Babusaga（台湾话：bâ-bū-sak，汉字：猫霧捒），早期学者们认为该社自称与大肚溪南岸的巴布萨族（Babuza）发音很像，而被归类至巴布萨族的分支虎尾垄族，甚至有些学者直接把巴布萨族译成猫雾捒族。尽管期间一些学者如浅井惠伦、刘枝万等有提出埔里猫雾捒社人所说的语言不属于巴布萨族的分支虎尾垄族[37]。另一方面，早期学术界一直认为巴布拉族的分布仅限定于大肚社（包含北、中、南三个分社）、水里社、沙辘社、牛骂社等四社[38]。

2005年起学者简史朗发起猫雾捒社应属于巴布拉族的论点，他依据民族学学术为民族定名的惯例，即‘视一“人群单位”如何自称“人”，以此做为该人群单位的“族名”’。从〈猫雾捒社番曲〉歌词中，发现改曲原住民的自称为papula，即巴布拉，因此猫雾捒社的我族称呼是巴布拉族，与大肚溪南方自称babuza的巴布萨族没有关系[39]。而学者简史朗比对猫雾捒社番曲的歌词，透过收集巴布拉族的词语来比对，也确定猫雾捒社属于巴布拉语言。透过大肚城聚落的移民历史和猫雾捒社和大肚社四社的紧密关联，以及歌词中提到本社是iovan hazovan，即大肚南社，简史朗更进一步认为〈猫雾捒社番曲〉不仅属于猫雾捒社，而是属于大肚五社共有的〈大肚社番曲〉[40]。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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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猫霧捒社番曲──凡例‧(原文‧﹝言巳﹞音‧語解)‧(大意)‧原註‧附註. 文学馆数据库平台-SQL. [2024-12-28] （中文）. 
  2. ^ 温秋菊 2009，第38页.
  3. ^ 简史朗 2016a，第19页.
  4. ^ 简史朗 2016a，第25页.
  5. ^ 简史朗 2016a，第181页.
  6. ^ 杨克隆 2011，第9页.
  7. ^ 杨克隆 2011，第10页.
  8. ^ 杨克隆 2011，第14页.
  9. ^ 宋文薰 1952，第2页.
  10. ^ 10.0 10.1 10.2 简史朗 2016a，第114页.
  11. ^ 简史朗 2016a，第269页.
  12. ^ 清水纯 2010，第9页.
  13. ^ 宋文薰 1952，第1页.
  14. ^ 清水纯 2010，第24页.
  15. ^ 简史朗 2016a，第112页.
  16. ^ 清水纯 2010，第10页.
  17. ^ 17.0 17.1 清水纯 2010，第11页.
  18. ^ 陈器文 2008，第18页.
  19. ^ 19.0 19.1 杨克隆 2011，第25页.
  20. ^ 宋文薰 1952，第3页.
  21. ^ 陈器文 2008，第20页.
  22. ^ 22.0 22.1 彭瑞金 2013，第671页.
  23. ^ 黄树仁 2013，第26页.
  24. ^ 李亦园 1955，第292页.
  25. ^ 林柏维 2008，第185页.
  26. ^ 杨克隆 2011，第20页.
  27. ^ 彭瑞金 2013，第678页.
  28. ^ 杨克隆 2011，第21页.
  29. ^ 杨克隆 2011，第22页.
  30. ^ 杨克隆 2011，第23页.
  31. ^ 杨克隆 2011，第24页.
  32. ^ 杨克隆 2011，第26页.
  33. ^ 杨克隆 2011，第27页.
  34. ^ 李亦园 1982，第41页.
  35. ^ 陈器文 2008，第17页.
  36. ^ 简史朗 2016b，第145页.
  37. ^ 简史朗 2016b，第148页.
  38. ^ 简史朗 2016b，第151页.
  39. ^ 简史朗 2016b，第160页.
  40. ^ 清水纯 2010，第38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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