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现代日本标准语发展史

现代日本标准语是一个日本官方规范过的标准语言，法律、教育、新闻主播规定皆是使用标准语，其前身是由明治末期来自东京方言中山手一带的变体，在日本尚未将东京视为首都以前各地区域自成一国，近300个藩国彼此间并没有能互通的共同语言，直到明治维新创设标准语，并且在语言政策上发动标准语励行、方言扑灭运动等重大社会运动，经过一个世纪的同质化努力，最终将原本言语不通的日本诸列岛，改变成为现在以日本标准语为主要语言的社会，被日本政府视为能成功进入现代国家的重大原因之一。本条目描述现代日本语标准的创建与发展过程。

发展

江户时代

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1603-1868），不存在官方标准语言，沟通手法也因人而异，难以捉摸，直到江户末期与明治初期的日本都还没有所谓标准语的概念，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一个有将近300藩国语言的国度，在朝廷、民间、诸国各藩使用的语言都不同，彼此无法顺利无法沟通，而且当时日本诸国“言文不一致”，口语无法成为书写写语言，加上各藩国人民与武士只认同自己的藩主，对当时人来看，其他藩国都是外国，跟自己毫无关系。

不只是各地区的人无法简单交流，当时的“言文不一致”的情形不只表现在各地方的语言外，还表现在各阶层的用语也不一致，这些世代相袭的不同身份者往往不会使用对方的语言，由于各地的地区方言与阶级性方言的差异极大，造成不同的社会群体间难以对话。

由于语言差异大，当时在各地旅行都需要寻求当地通译，地理学家吉川古轩在东游札记中记载

无论男女，语皆不解，所不解者十之二三，藩(领)主使通城下事之二三人随侍巡见使，又因南部之语难解，另使二通译相随，遇通译亦不可解之时，人皆大笑。

当时人们只能透过谣曲(能剧使用的脚本)或书面语(汉字)沟通，遇到不能沟通则书写汉字或找专门的通城下事来沟通，而不能由庶民直接沟通，不过在一些情形下各地宿屋的老板本身也会充当通译的角色

现代人们很可能认为所谓的幕府所在的江户语言是一种通用语言，但在江户时代，这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但即使在江户内，德川将军讲的是骏河语，而各地大名也住在各自的武家屋福中，常常都是使用自己地区的语言对话，在江户也有武士用的语言与庶民用的语言，吉原等风月场所或贱民居住的地方又使用不同的语言，各个阶层的用语不同。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方言字典都将当地词汇“翻译”成京都语，而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江户语。1775年，武藏国诗人越谷吾山编纂《佛居书语》时，才出现了以江户话为基础的主要方言字典。即便如此，越谷吾山也将许多词条翻译成大阪语和京都语的对应发音，并提倡京都发音为最理想的发音。可以说，京都话保留了其古典声望，而江户语则可以声称具有政治效用，但并不是现代人想像的那样具有广泛性。

贝原益轩笃信在梳理日本各种药用植物并将其纳入 1709 年《大和本草》药理学目录时发现，“这里(指日本)的各国都有自己的产品和独特的语言， 因此，任何一件事物都可以有多个名称。往四个方向可以发现，同名的东西很少。”。 此外，当时各藩国人民都不会学习其他藩国的语言，能够对话如流的商人甚至可能被视为细作，戊辰战争时萨摩长州无法对话，在谈判时也因为无法对话而需要找翻译

即使是像最后一位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那样的精英，在面对地区差异时也只能摸不着头脑。他在回忆说道：“我曾经在一次与萨摩的人会面时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时光，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无法理解他的意思…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一点也不理解他说的意思…肥后人几乎和萨摩人一样，难以理解，还有很多我无法理解。”

明治维新初期

在明治时代初期，在现代日本范围内并没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即今天所使用的日本标准语存在，由于各地都使用不同的语言。不仅如此，同一个假名，各地对应的音也不同，“言文不一致”的现象也导致口语讲出的话无法成为书写语言

“言文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言”。各地方言，各个阶层的用语全都不一致。其二是“文”也不一致，有“旧文体、汉字体、欧文直译体、方言体、汉体”共四种文体。其三是，究竟是让“言”与“文”一致还是让“文”与“言”一致也争论不休，同一个假名，各地对应的音也不同

由于各地域日常会话都无法沟通，导致政府施政上许多难解问题，如前岛密曾表示各地没有办法沟通，使得设立邮政难以执行，涩泽荣一更指出无法和当地民众沟通造成许多难题。文部少丞西潟讷感叹因各地语言不通导致政令、教育无法通行，他曾在发表感言说：

“东部跟西部语言不相通，如今可以说陆羽人（陆 奥国，奥羽国人）跟萨隅人（萨摩国・大隅国人）不能沟通；许多奥羽人要跟上国人（关西人）谈话时，还是语言不通.......找不到像帝国（日本）这样，东西不过六百里（当时不包括北海道），却语言不通的国家” 。

废和语改洋话

在明治维新初期，任驻美辨务使的森有礼给耶鲁大学的著名语言学者惠特尼（W.D.Whitney，1827-1894）的信中日本使用的语言是日本的语言），而不是日语。并且表示他们处在一种“无秩序的混合状态”，“无法学习我们的语言，也无法在交流中运用我们的语言”。

为了解决诸多烦恼，森有礼提出“由于日本的口语不适合日渐增大的帝国的人民的需求”，且“现在日本使用的书写语言与口语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贫瘠的语言，注定要陷入被英语支配的命运”。于是，他建议日本各地人民放弃说自己的语言，改学英语。 主张的废止日本传统口语，全面改用洋语英文，全面西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假名替代论还有如森有礼或是和语假名废止论以及南部义筹在“罗马字使用论”提出全面书写罗马拼音等主张。

新汉语的传入

自从江户幕府末期，由于受到黑船事件的冲击，幕府出现需要西学翻译的问题，早在中国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利玛窦编译了《天主实录》并跟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创造了星期、几何、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等新词传入日本， 日本众多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和文人合作，将大量西方文献翻译成中文，还出了多部欧华词典。

、以及清朝嘉庆年间的华英辞典,审判、法律、医学、自然的、新闻、精神、单位、行为和言语等词汇。《博物新编》用到的现代词汇包括气压、差异、流动、牵引、汽车、电气、蒸气、机器、轨道、幻影、货物、电机、航海、隧道和工程等。还有魏源的海国图志、

后来中国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如译出《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和《地学浅释》等西书。《万国公法》一书，传到日本，让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新词也传入日本

津田真道 西周 加藤弘之 其作麟祥等人在翻译西方法学的时候引用了这些新词，

日本学者在翻译西学概念时，借用汉语旧词，有的保留旧义，有的另赋新义。 明治维新以后，日大量翻译西书。日本学者为翻译西学概念，创造了大量汉字新词。这些由日本学者创造的汉字新词，统称“和制汉语”。

虽然前岛密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但碍于现实，当时日本不得不使用汉字大量翻西洋著作，近似于汉字训读体的文体并以此设立出国家制度，英语或罗马拼音写作。

国语与大和民族创造

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曾留学德意志帝国的学者上田万年认为日本需要有一套共通的语言，才能彻底解决各地无法沟通的问题。上田万年参照了保罗迪（Hermann Otto Theodor Paul（1846-1921）的《语言史原理》，发表了一篇《关于标准语》的演讲，并认为标准语为“国民的精神性血液”，认为说标准语如血液一般无可替代之物，或如生之母获得明治政府与国粹主义者的热烈回响。

明治政府便在上田万年等学者的推行下设立“国语调查委员会”，致力编订日本标准语和统一假名的工作。调查委员会在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标准语选定调查，提交了《音韵调查报告书》、《口语法调查报告书》、《疑问假名遣》，编纂了《送假名法》、《口语法》、《疑问假名遣》

上田认为作为大日本帝国首府，天皇所都之处，东京语理应成为日本标准语的骨干。最后经过比较后上田万年以“住在东京山手一带的”、“有教养的中流家庭的语言”为基础，作为日本标准语编写的基础

这一种东京山手一带中流家庭的语言，实际上是非常少人用的一种东京方言，这让上田万年看到这个语言的可塑性，可以在里面加入许多日本精神的设计。

在标准语的设计上，上田万年认为必须要设计特殊性让人透过这个语言认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才有这个特殊性”，因此除了透过拣选，删除粗陋的语言，以符合“有教养的语言”外，“敬语”则作为“特殊性”等于“国体的神圣性”来表述。例如，在1942年国民学校第六学期使用的《初等科国语》中这样写道，“通过使用敬语，我们可以准确地表述尊敬与谦逊之意。事实上这是我国语的一大特色，世界各国语言中都没有此例。古来我国民以皇室为中心为了表达至诚之心，使用最上等的敬语……”。

经过十年的调查、整合、编辑音韵、语汇后完成了日本标准语。1903年出版的国定第二期教科书《寻常小学读本》成为首批使用这套读音的教材，是现代日语读音的基础。许多现代知晓的日语，事实上是明治37年才首次出现成为标准日语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