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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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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清议文官为主[1]，各省仕林相依附而成的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集团。雏形是顾宪成创立的东林书院，“东林”二字取自宋儒杨中立主讲的东林书院，是为东林党之先声。[2]

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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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的中国面临十五世纪后半叶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如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在这环境下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进言而被贬的清流官吏回乡时，他们并未消极隐居而是志于世道，又重建东林书院，并组织一部分在朝、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批评时政，追求改革，对于当代官僚与政治良窳始终寄以深切关注。[3][4]

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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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顾宪成与高攀龙为首的学者重修宋儒杨中立主讲的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学问调和了阳明学与朱子学，主要是阳明学的守旧派，甚至是偏朱子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3天。顾宪成认为当时王学末流中掀起的一股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故而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明确地提出了“以性善为宗”的人性论，以针对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说法[5][6]，并提出了“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等鼓励士人做实事、去虚谈的言论[7]。而另一创办人的高攀龙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环境，则产生了“现实”、“实事”的积极思想，把注意力从“至善”的道德原则转向了“治国平天下” 的“有用之学”，提出如“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等进步思想[8][9]。

东林书院则成为江南谈论国事的舆论中心，在此谈论国事的人则称自己为东林党人。《明史纪事本末》云：“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始于顾宪成”。东林党聚集了在朝在野的各种势力，于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10][11]。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抱持着帝王的“一家之公”，不可侵扰“天下之公”的思想[12]，又主张“知辅行主”、“崇实黜虚”，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国家改革时政的建议，例如加强军权“京案”“行取”考察官员，澄清吏治，限制阁权，政归六部，停止矿税的掠夺等[13]。

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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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事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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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初年，权臣张居正主政时内阁大权独揽[14][15][16]，即使后来人亡政息后权力逐渐归还六部，阁部之间也始终存在着事权之争[17]，而东林党人则一直支持还政六部[18]。万历二十一年，东林党人首次能参与癸巳京察大计之中[19]，他们按照自己的用人标准罢免了一些内阁中的大臣子弟，导致执政的内阁辅臣们十分难堪[20]。事后，言官弹劾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吏部为之解释，结果引来万历皇帝震怒，把赵南星降三级调外，而吏部尚书孙鑨、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等被逼致仕，讼冤的东林党人们也先后被降黜[21]。东林党因而误会是执政的内阁王锡爵等人从中作梗[22]，从此朝野关系更为紧张。[23]其后党论鼎沸，东林党人陷入与齐楚浙党的斗争之中，并因剧烈反对矿税和国本之争而受到万历皇帝的敌视，虽然曾经有比较亲近东林的叶向高等辅臣主政，但东林仍然逐渐失势；谢国桢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定义万历20--30年（1592-1602）为东林当政时期，万历30--45年（1602-1617）是两派互持时期，万历45年后（1617）则是“三党”专政时期。

极盛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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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通过晚明三大案获得强大的政治资本，最终诸人成功排斥浙党的内阁首辅方从哲[24]，明熹宗亦有感东林党人有从龙之功[25]，故对他们大加提拔起用任用，如赵南星、高攀龙、邹元标等东林领袖一时起用于朝[26][27]，又召回叶向高等先朝老臣担任内阁首辅[28]，当其时朝廷重要职务多由东林党人担任，齐楚浙党的党羽都被贬斥[29]，时人谓“众正盈朝”。然而，东林党人与当权的太监魏忠贤矛盾加剧，又过于好同恶异而逼使三党投靠魏忠贤[30][31][32]，因而当东林内“击内派”的杨涟、左光斗在天启四年（1626年）向魏忠贤发起政治总攻却失败时[33][34]，被长期排斥的三党人士与魏忠贤组成阉党，并借熊廷弼、汪文言两案向东林反攻倒算[35]。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东林书院被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遭到杀害或被迫自尽。天启六年（1626年）高攀龙、周起元、黄尊素等东林七君子亦遭到杀害或被迫自尽。

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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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思宗）即位，崇祯有鉴于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的恶政，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逼杀魏忠贤，贬斥了大量阉党官僚，并召回了先朝大学士韩爌担任内阁首辅，提拔了李标、钱龙锡等进入内阁，又任用了刘宗周、王洽、曹于汴、何如宠、乔允升等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担任朝廷主要职位；尽管崇祯帝又任用了反对东林的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要职，以掣肘东林党人，但整体上东林党人成功在崇祯初年复兴并执掌朝政。然而，好景不常，在崇祯元年(1628年)的内阁会推中，钱谦益意外被温体仁弹劾罢官[36]，申救的东林党人们也因崇祯帝猜疑而大量被罢官降职[37]；其后东林内阁和有东林背景的高官更由于在己巳之变中应对不力，故而在崇祯三年后陆续倒台[38][39][40][41][42]。此后，崇祯年间朝政主要由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等主政。

落日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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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变后，部分东林党人如马世奇、倪元璐、李邦华、邵宗元等殉国成仁，而其余的东林党人在南明弘光朝再次复兴，如史可法、姜曰广、徐石麒等东林人士都被重用，但随则小朝廷又陷入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中，马士英甚至说出“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弘光政权自此维持内乱无法统一抗敌，直至清兵攻克扬州杀死史可法，又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为止。

明末清初之际，部分东林党人如项煜、周锺、时敏等投靠李自成、也有党人如陈名夏、房可壮、钱谦益、惠世扬等入仕清朝，其中钱、惠二人俱先降而后反清。其余党人如史可法、张国维、瞿式耜、曾樱、姜曰广、解学龙、陈子壮、鹿善继、吴钟峦、刘宗周、张肯堂、陈潜夫等或殉国成仁、或积极参与抗清活动，也有就此销声匿迹潜入地下抗清活动，如方以智等。

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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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东林党有三大首领，号称“东林三君”，即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其余的早期成员有薛敷教、叶茂才等东林八君子。后来又有所谓东林七君子、东林六君子等人物。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指出，世人常误会东林党人和晚明西学东渐有关系，其实他们只是与为首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互相欣赏同情。而从东林党成员背景经历分析来说，据林丽月《明末东林运动新探》的省籍分布表约27.8%东林人士出自南直隶，而其余则遍布各省[43]；而相当部分的早中期东林党人都有地方干练官员出身的背景，并且均以政绩优秀闻名于时，如陈幼学、杨涟、袁化中等人。[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

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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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东林列传》（总录之属提要)：“万厯间，无锡顾宪成与髙攀龙重修宋杨时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欲以主持清议为己任，一时声气蔓延，趋附者几遍天下...”
  2. ^ 《明代研究》 (第十一期) 评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と复社》
  3. ^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 乙编综述 > 第十一章明朝的学术思想)
  4. ^ 喻蓉蓉《熊廷弼与东林以南直隶提学御史任内杖杀诸生芮永缙事件为例》:“东林早期领袖是明末“清流”士大夫的基本特质，拥护传统的儒家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以批判人物、检讨问题，而“裁量人物”正是东林“抱道忤时”的共同关切，故而东林虽以讲学为名，却特别重视“救世”。这种不愿离群孤立的讲学宗旨，正是儒家“内圣”而“外王”的一贯理想，对于人才进退与政策之得失非常重视，时有主张，发为“清议”。东林中人或为现任官员，或为退职士大夫，对于当代官僚与政治良窳始终寄以深切关注。由于东林派提倡救世，关心世道，故东林之士莫不以投身政治为其施展知识分子抱负的第一途径。他们认为士人良莠混杂，而人臣之贤与不肖关系着社稷安危甚钜，因此为政者遴选官员不可不慎。东林特别重视士大夫中“君子”与“小人”之辨，务期“众正盈朝”，“邪佞尽退”，以挽救明末腐败的政治风气。”
  5. ^ 《小心斋札期》卷四
  6. ^ 《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
  7. ^ 《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故其讲习之馀，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
  8. ^ 《高子遗书》卷四
  9. ^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 乙编综述 > 第十一章明朝的学术思想)
  10. ^ 张秋香. 清代儒學系譜之建構 — 以江藩《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為範圍 (PDF). 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2007年7月.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 
  11. ^ 黄宗羲《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戊戌，始会吴中同志于二泉。东林书院成，大会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规》... 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
  12. ^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顾端文公遗书》“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与人而不敢，抑且欲与人而不能。”
  13. ^ 步近智：《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文史哲》1985年第5期
  14. ^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
  15. ^ 《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16. ^ 《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
  17. ^ 《明史》(孙鑨传):“吏部自宋𫄸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鑨，守益坚。”
  18. ^ 《明代研究》(第十一期) 评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と复社》:“从《万历疏钞》提出的“开通言路”为中心，作者试图以“言路”贯穿东林党的政治诉求，重构东林党的形成轨迹，指出东林人士企图限制君权，于是针对内阁，要求还政六部，维持监察权的独立性。”
  19. ^ 《明史》(顾宪成传):“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
  20. ^ 《明史》(赵南星传):“二十一年大计京官，与尚书孙鑨秉公澄汰。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金龙甥文选员外郎吕荫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
  21. ^ 《明史》(顾宪成传):“俄因李世达等疏救，斥南星为民。后论救者悉被谴，鑨亦去位，一时善类几空。”
  22. ^ 《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东林党议)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
  23. ^ 《明史》(顾宪成传):“及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寻迁文选郎中。所推举率与执政抵牾。”
  24. ^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四》：“辛酉大学士方从哲屡乞休，上俱慰留，至是六上，始报允。”
  25. ^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四》：“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奏，前月李选侍移宫情形，外廷未必尽知，请直陈其始末...上嘉其公正真切，命文书官传谕辅臣，杨涟此奏，朕之污尘方洗，著写手敕奖谕，以风其直...杨涟当日竭力愤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26. ^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四》：“原任南京刑部主事邹元标辞大理寺卿新命，上嘉其忠谠不允辞”
  27. ^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八》:“起原谪广东揭阳县典史高攀龙为光禄寺寺丞，原任礼部郎中鲍应鳌为礼部祠祭司郎中，行人司行人刘宗周为礼部仪制司主事，御史方震孺荐之也。”“起升原任吏部郎中赵南星为太常寺添注少卿”
  28. ^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七》：“原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叶向高辞新命。上曰卿硕德宏猷，先辅皇祖茂著忠勋 ，皇考简注召还，已历三时尚未就程，著差去行人敦趣遄发，副朕延伫，慎勿固辞。”
  29. ^ 《明史·赵南星传》“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采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滋欲去南星。”、《明史·叶向高传》“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
  30. ^ 《明史.黄克缵传》:“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
  31. ^ 《明史.倪元璐传》:“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
  32. ^ 《明史.黄尊素传》:“而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
  33. ^ 林丽月《“击内”抑或“调和”？─试论东林领袖的制宦策略》
  34. ^ 《明史.高攀龙传》:“四年八月，(高攀龙)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
  35. ^ 《酌中志》：“司礼监掌印王体干柔佞贪狠，实党附逆贤之元凶戎首，贼害椒绅之主盟国老也，与客氏日在御前赞逆贤，巧法庇护，软语乞怜，而秉笔李永贞等复帮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余疏，概置不听。”
  36. ^ 《明史.温体仁传》:“体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讦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
  37. ^ 《明史.温体仁传》:“帝久疑廷臣植党，闻体仁言，辄称善。而执政皆言谦益无罪，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争尤力，且言：“体仁热中觖望，如谦益当纠，何俟今日。”体仁曰：“前此，谦益皆闲曹，今者纠之，正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党也。”帝怒，命礼部进千秋卷，阅意，责谦益，谦益引罪。叹曰：“微体仁，朕几误！”遂叱允儒下诏狱，并切责诸大臣。时大臣无助体仁者，独延儒奏曰：“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祸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复问诸臣。”帝乃即日罢谦益官，命议罪。允儒及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皆坐谦益党，降谪有差”
  38. ^ 《明史.郑三俊传》:“京师被兵，大臣大获谴。”
  39. ^ 《明史.乔允升传》:“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获。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狱，欲置之死...允升端方廉直，扬历中外，具有声绩，以诖误获重谴，天下惜之”
  40. ^ 《明史.王洽传》:“二年十月，我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严。洽急征四方兵入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赵率教、满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鸣雷等先后至，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帝忧甚，十一月召对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乖张。”检讨项煜继之，且曰：“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帝颔之，遂下洽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寻论罪，复坐大辟。”
  41. ^ 《明史.韩爌传》:“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严。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明年正月，中书舍人加尚宝卿原抱奇故由输赀进，亦劾爌主款误国，招寇欺君，郡邑残破，宗社阽危，不能设一策，拔一人，坐视成败，以人国侥幸，宜与龙锡并斥。其言主款者，以爌，崇焕座主也。帝重去爌，贬抱奇秩。无何，左庶子丁进以迁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继上。爌即三疏引疾。诏赐白金彩币，驰驿遣行人护归，悉如彝典。”
  42. ^ 《明史.毕懋良传》:“会京师戒严，尚书张凤翔以下皆获罪，懋良得原，致仕去。”
  43. ^ 喻蓉蓉《熊廷弼与东林以南直隶提学御史任内杖杀诸生芮永缙事件为例》页22
  44. ^ 《明史.顾宪成传》:“顾宪成，䃼泉州推官。举 公廉第一”
  45. ^ 《先君赵冢宰忠毅公行述》:“讼狱执法，惟持其平。囚徒当年终有候听断者，悉令回家过节，约 期而至，竟无脱逃，人感其德，而畏其威如此。买物不酬官价，民甚称快”
  46. ^ 《东林列传》:“曾樱...出为 常州太守，清操正气闻于海内，其治行为天下第一。尝过东林书院与髙攀龙诸君子讲论道德，乡士大夫群推重之，奉为主席。”
  47. ^ 《 东林列传》:“是时东林大兴，(杨涟)每遇讲会必至无锡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政暇即与邑之士子相勉励，讲 道论德无虚日。每问民疾苦，徒行阡陌间，以是遍知闽里利病，称当代神君云。五载举循良第一，在省垣四方货贿不敢窥其门。”
  48. ^ 《明史.顾大章传》:“顾大章三十五年任泉州府推官。温厚明恕，好善如不及，居官直道为怀，刚方不挠，有异绩。”
  49. ^ 《明史.黄尊素传》:“黄尊素，除宁国推官，精敏强执。”
  50. ^ 《湖州府志》:“武康县小而疲，宗建至，汰杂役以苏民困，禁勒耗以定漕规，杜混扣以清赋额，治日益有声。尤作兴文教，朔望集诸生执经问难，著论语商一书。台司以其能，令兼摄德清，岁余大治。”
  51. ^ 《明史.周起元传》:“周起元，历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称。”
  52. ^ 《明史.冯从吾传》:“冯从吾，起巡长芦盐政。洁己惠商，奸宄敛迹。”
  53. ^ 《明史.刘宗周传》:“刘宗周...召为顺天府尹...未 几，都城被兵...米价腾跃，请罢九门税，修贾区以处贫民，为粥以养老疾，严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为京尹，政令一新 ，挫豪家尤力...周恤单丁下户尤至。居一载，谢病归，都人为罢市。”
  54. ^ 《明史.循吏传》:“陈幼学，授确山知县，政务惠民... 调繁中牟...倍于确山，越五年，政绩茂著... 以员外郎恤刑畿辅，出矜疑三百馀人.. . 迁湖州 知府，甫至，即捕杀豪恶奴... 一郡大治。霪雨连月，禾尽死。幼学大举荒政，活饥民三十四万有奇。”
  55. ^ 《太谷县志》:(乔允升)任闻喜知县，二十二年调繁太谷，情操惠政为一时冠。 本县南酎泉渠岁久雍枯，允升督民夫开浚追侯城诸村田十余倾。 修学宫，均赋役，实仓储，严保甲，禁淫汰，惩奸蠹，抑豪强，在县五年以治行高等征授御史。 天启中历官顺天府尹，刑部侍郎，尚书。崇祯初坐法戍边，未几卒，民立祠祀之
  56. ^ 《江西通志》:“升(李应升)在南康律己清严，公庭如水，兴复白鹿洞书院 ，立馆舍，招集人士，旬有小㑹，月有大㑹，㑹期亲诣洞宿，与诸生质疑问难，推明紫阳之教，一时从游学者千里应之，其成名于世者，指不胜屈原。”
  57. ^ 《河南通志》(卷五十五)：“袁化中，字民谐，山东武定州人。万厯三十五年进士。知内黄县。廉明果毅，多惠政。时值大水，城垣冲毁，力请上官发仓粟二千石增筑之。”。
  58. ^ 《重修泾阳县志》:“袁化中，字熙字山东武定州人也。以进士宰泾阳，稍后于宁之翰而恺悌，乐易视士民如父子，与之翰同论者以为古召杜再出 也。自项忠毅公忠开广惠渠后，渠身去河益近，泾流汹涌沙石杂来，渠口塞而身亦中满，五县之水利于是大减，久之定量地分 水之制灌田不逾八百公顷。”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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